今年是赵树理诞辰120周年。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邪不压正》等。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深深扎根于农村生活，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其带动了“山药蛋派”文学流派的形成。
文学是一扇窗户，我们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当一扇窗户告诉我们窗外的风景时，文字的美好就像阳光的芒刺，把金子一样的黄溅落在我们的身上。
赵树理37岁写下《小二黑结婚》，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同岁，仿佛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场默契相逢。这部作品让他一举成名，更获彭德怀同志高度褒扬，一时声振四方。《小二黑结婚》就此成为风行天下的文学范本，单剧演出逾两千场，自问世起便如一股清劲的山风，吹遍了中国戏曲的山河大地。除故乡的上党梆子外，更被豫剧、评剧、秦腔、川剧、粤剧、花鼓戏、眉户戏等数十种地方剧种竞相移植改编，从黄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太行山间到岭南粤海，处处都有沁河岸上小芹与小二黑的身影。一部小说，竟化作了跨越南北、贯通古今的戏曲母本，堪称现代文学与民间艺术交融的千古奇观。
曾深入边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如此慨叹：赵树理，或许是根据地内最受民众熟知的作家之一。
一部《小二黑结婚》，足以代表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总结在一部作品上，一个活着的、有很高心智的作家的影子就这样显现出来了。而我，还有和我一样的读者，只能站在一边观望。他留下的那些声音，那些痕迹，那些用独特的语汇所形成的语言，让我们惊叹：他怎么会有如此好的想象力和丰富的语言呢！
1955年发表的《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以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村支书王金生、三心二意想发展资本主义的村长范登高和一心一意做发家美梦的中农马多寿这三家人为主线，表现农村合作化时期的社会面貌。为此，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赵树理与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起，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
鲁迅说过，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当我们说赵树理的文学是大白话写作时，我想说的是赵树理的小说，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
赵树理所处的年代，农民不识字，语言的表述方式太文学化，农民听不懂。他笔下的大白话，像极了田间地头农民的家常唠嗑。这些带着土腥气的方言一出口，读者眼前立刻浮现出庄稼汉蹲在墙根儿说古今的画面。
最美的语言一定存在于大众口头。艾青在写于1939年的《诗的散文美》中明确地说：“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
在当时文学还被束之高阁时，赵树理用农民听得懂的话，把故事送到他们手里，这是激动人心的。《李有才板话》里那句“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直白如民谣，却戳破了农村阶层的顽疾。农民读得懂，更听得进，文学从此不再是“文人的专利”，而成了映照农民生活的镜子。
赵树理把说唱、曲艺揉进小说，《灵泉洞》用章回体设悬念，像极了老辈人听的评书；《小二黑结婚》里的夸张描写，三仙姑有着爱慕虚荣的一面，喜欢涂脂抹粉，虽然已年过半百，却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这种夸张的描写凸显出她滑稽又可悲的形象。在故事里，二诸葛一听说儿子小二黑要自由恋爱，脑袋就像拨浪鼓一样直摇。他赶忙摆开算命摊子，又是掐指又是念叨，企图用那套老掉牙的算命说辞，阻止儿子追求幸福。他的种种滑稽行为，像一场荒诞的闹剧，让人忍不住捧腹大笑。但笑过之后，又让人满心感慨，旧思想就像一把沉重的枷锁，深深束缚着农民的思想和行为，让他们看不清时代的变化，也错失了许多生活的美好。而赵树理，正是通过这些真实又诙谐的描写，把旧时代农民的困境，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这些带着烟火气的表达，既讨农民喜欢，又让作品成了批判现实的利器。
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当下，各种文艺形式相互融合借鉴是一大特点。赵树理早就在他的创作中实践了这一点，他将民间文艺形式与小说创作结合，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也让作品更具传播性与生命力。
今日重读赵树理，便是在字里行间邂逅“新山乡巨变”的文学基因。他以俯身大地的姿态倾听民众心声，用质朴鲜活的语言书写时代脉搏，印证了经典作品与人民土壤的血脉相连。这种创作理念与新大众文艺对人民性、时代性的追求不期而遇，启迪着当代创作者扎根生活沃土，在新时代语境下持续探寻文艺与大众同频共振的创新路径。
（据《文艺报》 作者：葛水平）
延伸阅读
赵树理的幽默
作家赵树理长于农村，心系农民，“恂恂如农村老夫子”（孙犁《谈赵树理》）。他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质朴内敛的。实际上，赵树理还有着不为人所熟知的另一面。作家汪曾祺说赵树理是一个“妩媚的作家”。“妩媚”这一形容真是妙不可言！它透过赵树理那满身的憨气，道出了其内里无限的诙谐机智与盎然生趣。
赵树理平日寡言，但只要他一开口，往往就会叫人忍俊不禁。某次灯下工作，有只小飞虫扑火而亡落在稿纸上，他诙谐地脱口而出：“有尸（诗）为证。”20世纪50年代，他主编《说说唱唱》，时常要从编辑部抱回一堆稿子埋头看，每当从稿堆里发现好文，立时便欣喜若狂，大叹“绝处逢生”。
赵树理客居北京时，与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一家多有来往。老舍夫人胡絜青曾这样描述两位作家，“他们热情，慷慨豪放，像一团火”（胡絜青《老舍和赵树理》）。的确，与那内敛甚至腼腆的一面截然相反，赵树理的个人爱好总是带有火一般猛烈而畅快的特质：他抽烟，烟斗成天不离手，尤喜辛辣凶烈能过瘾的土烟；他喝茶，将茶沏得浓而苦，且只喝头遍；他酒量很大，且喝得十分潇洒——豪兴来时，往酒店柜台前一站，不就菜，仰脖，一饮而尽，喝完抬腿就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练习书法，字写得极好，严密法度中笔墨潇洒有力，常给人以自由激扬的快感。
而论其最爱，还要数家乡的上党梆子。赵树理9岁就学会了打梆子，后来终身都痴迷于此。他一听见锣鼓响就移不开步，常常带着一股子“唱的冲动”，有时即便有他人在场也会忘情自唱，全然不理会别人听不听。同时，他还热衷于身体力行地表演，外甥女王毓秀就记述过这样一个场景：“吃饭时下楼嘴上哼着锣鼓点，常学小姐下绣楼的姿态。吃完饭，给我递个眼色，说：‘小鬼！跟我上绣楼。’他一边‘叮咣叮咣’地唱着，一边一步一步，学着小姐上楼的忸怩神态。”如此有趣的画面在赵树理的一生中比比皆是。赵树理晚年有一次扫院时见到一个娃娃跌了跤，便一拍大腿、拱手一拜，边扶娃娃边戏腔道：“啊呀呀，跌倒了！小小的将军你竟跌倒了！锵锵锵，呔呔呔……”
不论什么年纪、何种境遇，赵树理的内心深处都能满载着乐观与幽默的精神。汪曾祺对赵树理了解颇深，且极为欣赏，“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儿，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汪曾祺《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这种“农民式的幽默”，正是赵树理扎根农村、心系农民、与民同乐的结果。
（据《光明日报》 作者：盖晓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