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言：“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在中国古代，人们的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大多数人向往能长留故乡、聚族而居。但是，由于时局动荡、人口膨胀等种种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群又一群的移民。
最近，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出版了《我们从哪里来：中国移民三千年》一书。该书选取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迁移案例，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族群，深入剖析驱使人口迁移的复杂动因，人口流动对中华大地社会结构、经济格局、文化融合以及国家版图形成的深远影响，是一部兼具文化普及功能与学术厚度的著述。
《我们从哪里来：中国移民三千年》一书共七章，分别讨论了移民的类型与特点，历代移民迁徙的主要过程、路线与方式，移民与中国边疆，移民与中华民族，移民与文化传播，移民与地区开发。对于中国移民史上人们较为关注的话题，比如客家人的活动地域与文化特点、近代“闯关东”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湖广填四川”的来龙去脉、西亚与中亚少数民族在中原的活动、历代中原王朝南迁对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开发等，都有比较详细的阐述。
在分析客家人怎么形成时，作者分析，以往起于“永嘉之乱”的时间节点可能并不准确，大概是客家人为了提升自身在移民地的地位和生存状态，将先祖追溯至晋朝士族大家的一种说法。如今学界多认为，宋金之际，金兵南下，赵构与隆佑太后分两路逃难，隆佑太后的随行人员逃到了江西南部与广东、福建交界的山区，就此定居下来，形成了客家人的源头。不过作者指出，虽然客家人是否始于晋朝存疑，但不影响客家人后来大量迁居海外，成为当地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成就，与长期的迁移史、奋斗史密不可分。
在论述“闯关东”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时，作者先是回顾了清朝政府对移居东北制定的政策，如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放垦呼兰以北的荒原、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开放吉林西北的草原、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取消汉族妇女不得逾越长城的禁令，接着分析了东北人口的增长——从人口的零星聚居增长至1931年的3000万人。正是这3000万人里，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士。
作为一本学术普及读物，本书亦有不少洞见。例如，将中国移民划分为“波浪式移民”与“跳跃式移民”两种形态。所谓“波浪式移民”，是指“中原第一波移民先迁至淮河流域，再如波浪般往前推进，到达江淮之间；继续往前进，至长江以南；再往前，部分移民迁至今天的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最终有移民跨越岭南。每一次移民就像波浪一样”。所谓“跳跃式移民”，则指从一个地区跨越比较长的距离，到达另一地区，移民群体数量少、呈点状分布。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疆域的稳定离不开移民。什么地方有了足够数量的移民，移民和移民的后代成为当地的主流和主要部分，那么这个地方与中原的联系就巩固了。以福建为例，宋人刘敞曾这样描述当地的发展史：“由中国入杨越（通“扬越”，古地名）五千余里，其地隘绝，号为一人守险，万人莫攻，盖自秦、汉乱时则然。今宋德一致，夷以为郡县，人民反习笔墨，岁贡士比中州为多。南北人往来商货财，吏送故迎新，旦暮不绝，若夷径然。”关于在福建等地设置郡县一事，作者分析：“从地图上看，这些县设置以后，福建的各个流域，包括沿海的平原地区，基本已设立了地区性的行政中心”，所以，“尽管后来中国出现过分裂，福建也曾被割据，但福建始终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实际上，是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守卫了这片国土”。及至近代，当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沿海地区时，福建虽然处于威胁之中，却始终保持着中华文化的向心力，没有在文化和心理上被瓦解。这些分析，清晰点明了移民在巩固边疆、维系文化认同等方面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移民还是经济建设的路径之一。作者分析，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案例，一些中原地区的官员去边远地区做地方官，最后在那里定居。长期定居的官员跟短暂赴任的官员不同，他们会更积极地影响当地的文化，也就起到了传播文化的作用。通过移民与当地民众的共同建设，先前相对而言欠发达的地区，逐渐实现了经济发展，使中华文明的根基更为牢固，各地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要想完整地了解中国历史，就不能忽视中国移民史。在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样的当下，我们仍然需要一批具备学理根基、适合大众阅读的书籍，让人们能在海量信息当中获得准确、详尽、有意义的历史知识。
（据《光明日报》 作者：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