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即传圣人之道的学问。圣人之道即周敦颐在《通书》中揭示的“仁义中正”之道：“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
二程在洛阳居住讲学时所面对的是佛老昌盛，儒门淡薄，快要收拾不住的局面。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北宋时的洛阳，释源祖庭白马寺、佛教造像龙门石窟也早已香火鼎盛，“洛中名刹满烟霞，处处钟鸣度梵家”，写尽了洛阳佛教寺院的繁盛景象。二程在一次参加洛阳士大夫组织的雅集归来后，闷闷不乐。据《二程集》记载，“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志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此段记载透露出的信息是：当时洛阳士大夫聚会，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佛学，是如何脱离尘世，归隐山林，而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孟儒学，反而鲜有研究、谈论的。程颢则直言：“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穷。”
二程从挽救儒学“学绝道丧”、为人安身立命出发，在洛阳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倡明道学”，树立起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使晦暗不明一千四百余年的孔孟儒学重新复明于世。
“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异！”这是程颐的自述。当时众多人对二程在洛阳阐释儒家经典、在洛阳收徒讲学讲解《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做法不理解，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介儒生，谈什么修身之道，治国之方，可谓不自量力！有讥笑的，有质疑的，只有偃师的刘绚和李吁跟随他们。
二程所倡明的道学，是孔孟儒学之道，是内修身心外济世安民之道，是中和、中正之道，是“老安少怀”的天下大同之道。
二程所倡明的道学，是孔孟儒学之道。汉唐以来，孔孟儒学在日益昌盛的佛道遮蔽下，处于晦暗不明地位。汉代独尊儒术，虽有解经、训诂之学，却无传圣人之心之学。正是二程在洛阳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大力推崇《论语》《孟子》，将“四书”提升到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一套道德教育的教材。二程从《大学》升华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修身立德思想，从《中庸》升华出“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的思想，从《论语》升华出“孔颜之乐”、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从《孟子》升华出“义利之辨”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核心，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至今仍熠熠生辉。
二程倡明的道学，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内修成为圣人，这是二程修德的最高境界。“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受周敦颐《通书》的影响，二程以成德成圣为最高精神追求，十四五岁便立志学为圣人，后来明确提出人皆可以至圣人的思想，“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开启了士大夫成圣成贤的精神境界追求。外王即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二程成圣的落脚点在于践行圣人的最高理想：实现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安定和谐。程颢先后在陕西户县、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任主簿，在山西晋城县、河南扶沟县任县令，在十余年的地方任职经历中，践行儒家的民本思想，将视民如伤作为自己从政的座右铭，关注民生，减轻百姓负担，不向民索取，深得民众爱戴，离任时民众哭声振野。程颐虽没有直接从政，但其提出的为政之道却不乏真知灼见，他提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为政之本，莫大于使民兴行。”这些思想，历久弥新，具有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
二程倡明的道学，是中正、中和之道。道学是传圣人之道的学问，这一圣人之道的源头就是尧舜禹口口相传的被儒家称为“十六字”的心传箴言，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二程对十六字箴言的解释是从天理人欲之辨的角度入手，而达到“允执厥中”的中正、中和的结果。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在二程看来，正是人心有私欲，所以很危险，道心是天理，所以难以实现，只有去除私欲，做到精纯无私，才能做到立身行事符合中正、中和的标准。无论是身居高位的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都要明白这一立身行事的圭臬与准则，就能无往不利，立于不败之地。
二程所传之道，是“老安少怀”的天下大同之道。《礼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提出的理想社会愿景“天下大同”，是儒家崇高的社会理想。作为宋代儒家士大夫的二程，从小就怀有救民于水火、治国平天下之抱负，他们从天地之道的廓然大公中生发出“与物同体”的人间大道应是“老安少怀”博施济众之仁道。程颢说：“故圣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程颢以“生”释仁，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颐以“公”释仁，提出“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