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庄宗李存勖身死前夕，主政洛阳地方军政近四十年的张全义去世。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黑暗的时期之一。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礼崩乐坏、人命如草芥。在这样的乱世中，张全义以一个底层小吏出身，历经大齐、残唐、后梁、后唐，数次改换门庭，却能在洛阳废墟之上重建繁华，成为支撑乱世的经济支柱。他的一生，充满了屈辱与隐忍，也交织着务实与担当，是五代乱世中一个极具争议却又无法忽视的复杂个体。
1 乱世中的叛与降
张全义，字国维，初名居言。他出身于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西南）的农家，早年曾在临濮县衙担任小吏，因多次遭受县令凌辱，愤而逃亡并加入黄巢起义军。黄巢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后，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兼水运使。黄巢失败后，张全义转投唐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凭借战功步步晋升，累官至裨校，终获泽州刺史之职。唐僖宗赐名张全义，标志其正式融入唐廷体系。
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十月，诸葛爽病逝，部将刘经与张全义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此后，刘经与另一大将李罕之争夺洛阳、渑池失利，退守河阳。刘经命张全义迎敌，张全义却暗中与李罕之结盟，反戈进攻刘经，但遭败绩，被迫与李罕之退保怀州。适逢军阀秦宗权部将孙儒攻陷河阳，刘经与诸葛仲方逃往汴州。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六月，朱温大破秦宗权，孙儒屠掠河阳后撤离。李罕之召张全义至泽州，二人合兵收复残部，李罕之占据河阳，张全义控制东都洛阳，并共求援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李克用遣部将安金俊为泽州刺史，率骑兵助阵，同时上表朝廷，荐李罕之为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东都留守、河南尹，主理洛阳政务。
李罕之与张全义本是“刻臂为盟，永同休戚”的患难之交，初期相安无事。张全义勤勉节俭，治理洛阳使仓储充盈、户口渐增；反观李罕之治军无方，贪暴苛敛，军中常缺粮饷，屡向张全义索取军粮及缣帛。张全义初时慷慨供给，后渐力不从心，稍不如数，李罕之便逮捕洛阳官吏施以杖责。张全义部下愤懑不平，他却隐忍声称：“李太傅所求，奈何不与！”仍竭力满足其需。然表面恭顺之下，张全义深怀不满。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二月，李罕之出兵攻打晋、绛二州，张全义乘虚袭取河阳，自任节度使。李罕之败走，借李克用七千骑兵回攻河阳，围城日久致守军“啖木屑以度朝夕”。张全义危急中向朱温求援。四月，朱温遣丁会、葛从周等率数万兵驰援解围。战后，朱温命丁会守河阳，仍以张全义为东都留守、河南尹，并于同年六月特置佑国军，授其节度使之职。张全义感念救命之恩，自此归心朱温。
2 为自保极致隐忍
归附朱温后，张全义仕途顺遂。朱温篡唐建梁后，他被封为魏王，兼河阳节度使、河南尹，位极人臣。但朱温晚年荒淫无道，对张全义的信任也伴随着猜忌。
张全义的宅邸在会节坊，规模宏大，名为会节园。园内叠石为山，引泉为池，奇花异木争奇斗艳，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当盛夏时节，园中清风徐来，池荷亭亭，绿柳成荫，是难得的避暑佳处。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夏，朱温到张全义的会节园避暑，竟将其妻妾、女儿、儿媳尽数强奸。张全义的儿子张继祚不堪奇耻大辱，欲提刀刺杀朱温，却被张全义死死拦住。
张全义对儿子说：“吾为李罕之兵围河阳，啖木屑以为食，惟有一马，欲杀以饷军，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这番话看似是念及旧恩，实则是对乱世生存法则的清醒认知——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反抗只会带来灭门之灾。他的隐忍换来了暂时的安全，朱温不仅没有追究，反而对他更加信任。甚至在朱温猜忌他时，张全义的妻子储氏出面游说，成功化解了危机。
张全义虽效力于后梁，但其弟张全武早年在河阳被李克用军队俘获并受到优待。张全义便借助张全武这条渠道，时常秘密地向太原方面表示归顺之意。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十月，李存勖攻入汴梁，后梁灭亡。张全义自洛阳赶赴汴梁，泥首请罪，并献上战马千匹。李存勖对他抚慰良久，特意提及：“卿家弟侄，幸复相见！”张全义闻言，跪拜于地，感激涕零。考虑到张全义年事已高，李存勖命人搀扶他上殿，宴饮气氛甚欢，并命皇子李继岌、皇弟李存纪等人以兄长之礼侍奉。张全义深知李存勖有称帝祭天的需求，趁机进言洛阳郊祀仪仗已备妥，正中李存勖下怀。李存勖次日便任命张全义为尚书令、魏王、河南尹。同光二年二月，李存勖在洛阳成功完成郊祀典礼，又晋升张全义为守太尉、中书令，改封齐王，兼河阳三城节度使，赐号“保忠归正安国功臣”。为巩固地位，张全义还持续向李存勖的刘皇后行贿，刘皇后亦认张全义为义父。
3 废墟上的经济奇迹
公元887年，张全义以河南尹身份踏入洛阳时，所见非城，而是一具风化中的文明骸骨：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足百户。黄巢余烬、孙儒纵火、李罕之剽掠之后，坊市崩坏、户籍湮灭、礼法失序、士人星散、农耕中断。他当时立足的中州城，不过旧城一角残破寨堡；麾下百余士卒，与幸存百姓同饮浊水、共御寒夜。这不是寻常废邑，而是一个亟待从零激活的生命体。
张全义放弃复原盛唐形制，转以生存理性重构空间：于中州城外筑南、北二城，形成“三城拱卫”格局，既拓展人地承载，又构建梯次防御；对唐代里坊制仅选择性修复——仅保南市核心坊区与宫城西轴线，其余广袤城区则主动“去城市化”，尽辟为农田。
制度上，他创设“十八屯制”，遴选十八部将为屯将，立旗于洛周十八县墟落，配屯副专司流民安置。此非临时招抚，而是一套精密耦合的治理机制：屯将拥就地征粮、调役、仲裁之权，构成微型自治单元；归附者免租税、授农具、分种子，确立“生产即权利”的契约关系。两年内每屯吸纳数千户，人口迅速恢复至数十万。
其“宽简之政”尤具思想深度。史载他“刑止死刑，余皆笞杖”“租税几蠲”，表面仁厚，实为冷峻理性的制度选择：在文书湮灭、吏员匮乏的背景下，繁苛律令与重税征收不仅无效，反激民变；极简刑律大幅降低司法成本，零租税免除征敛损耗，使治理本身趋近“负成本”，最大限度保存社会元气。
他对士人的礼遇，亦远超门面功夫。荐举李渥、郑珏、桑维翰等人，实为战略性承接唐代士族的政治文化资本：士人带来户籍编纂、水利营建等专业技术，使屯田制步入制度化轨道；在武夫当国的五代，士人是连接新政权与旧文明的桥梁——张全义借其手重修《洛阳图经》、整理残存典籍，维系洛阳的文化记忆，为后梁、后唐定都洛阳提供法理支撑；其所育幕僚多成五代枢密、宰辅，洛阳遂成乱世罕见的“制度人才孵化器”。
张全义治洛近四十年，历经十二次重大战乱而洛阳始终未毁。这不是侥幸，而是一种被历史严重低估的治理范式胜利。他未建丰碑，却令荒原重披绿装；未立武功，而盗贼屏迹、商旅复通；以锄头为笔、以麦穗为章，书写了一部最朴素也最坚韧的文明复兴史。
同光四年（公元926年）正月，张全义卸下河南尹之职，改任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尚书令。二月，邺都兵变爆发，他力荐李嗣源出征，不料李嗣源反被拥立、反攻洛阳。张全义惊惧忧绝，于同年三月十五日卒于会节园，享年七十五，葬于河南县平乐乡徐娄村（今属孟津区朝阳镇）。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册赠太师，谥号“忠肃”。
张全义一生，反复无常、不知廉耻、趋炎附势，清代史学大家赵翼《廿二史札记》评价张全义和冯道说：“二人皆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矣。”但从唯物史观看，他是五代乱世中务实的地方实力派，以忍辱附势换取发展空间，再造洛阳繁华。他在世时，百姓爱之如父母，为其建生祠；宋真宗时，洛阳父老仍念其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