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代，青铜器被称为“吉金”，漂亮的石头则被称为“美玉”。而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诸多文物中，有一类器物格外引人注目——嵌绿松石青铜牌饰，这类牌饰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吉金”与“美玉”的结合之作了。二里头嵌绿松石青铜牌饰，自1981年第一件出土以来，就以其神秘的纹饰和精湛的工艺，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二里头遗址共发现三件完整的牌饰，分别出土于1981年、1984年和1987年。
这三件牌饰形制相近：整体呈圆角束腰的长方形，两侧上下各有一个穿孔的钮，正面微微隆起如瓦片。牌面上镶嵌着上百枚切割成方形、三角形等形状的绿松石片，紧密排列，构成兽面纹图案。其中一对绿松石珠镶嵌的眼睛，始终是整个面孔的灵魂所在。
尽管形制相似，三件牌饰的兽面形象却各有不同，学者们的解读也因此多样。
1981年出土的那件（左图），长14.2厘米，宽9.8厘米。下半部是圆眼兽面，上半部像动物的身躯。有学者认为它双目圆睁、大耳、颜面短，应是猫科动物；也有人主张，这其实是一只头戴高羽冠的神鸟。
1984年出土的牌饰（中图），长16.5厘米，宽11厘米。下半部是梭形眼兽面，上半部似兽身。有学者注意到其上部内卷的双角和鳞甲状的绿松石片，认为这是较早的龙形象；也有人觉得其嘴部瘦长，更像羊或狐狸。
1987年出土的那件（右图），长15.9厘米，宽8.9厘米。上半部似兽身，有12块鳞状斑纹；下半部为兽面，圆眼、直鼻、下颌有利齿。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条身披鳞甲的鳄鱼，即“鼍（tuó）龙”；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其头部宽短、圆目，细长的口器加上鳞纹像两对膜翅，更接近蝉的特征。
有分歧并不意外。三件牌饰的兽面形象本就略有差异，学者们的解读也各有侧重。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兽面纹并不是对某种动物的简单写实，而是多种特征的糅合，经过了抽象与变形。它们很可能是二里头先民心目中的神灵形象，承载着族群深层次的精神信仰。
从出土位置来看，这三件牌饰均出自二里头等级最高的墓葬。这些墓葬面积较大，随葬品丰富，常伴有青铜、玉质、陶质礼器。牌饰无一例外，都置于棺内墓主胸部附近，两侧的穿孔显然用于系带，凹面还附着麻布痕迹，说明它们是系挂于胸前的佩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牌饰总是与铜铃相伴出土，形成稳定的组合。
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认为，青铜礼器上的动物纹是协助巫师沟通天地、神人的助手。与绿松石龙形器搭配铜铃的情况相似，青铜牌饰配合铜铃这类响器，很可能用于某种巫术仪式，与宗教信仰有关。虽然其具体功用尚无定论，但华丽的镶嵌设计、神秘的兽面图案，无疑已具备礼仪用器的特征，彰显着持有者尊贵而特殊的身份。
从技术、文化源流看，嵌绿松石青铜牌饰是二里头先民在吸收、融合多地史前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之作。其青铜铸造技术源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绿松石镶嵌工艺来自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纹饰形象和内涵则主要受中原文化传统影响。这三件牌饰应出自二里头都邑内的铸铜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
近年来，在商代早期的书院街遗址和盘龙城遗址高等级墓葬中，出现了真正将黄金和绿松石嵌片结合制成的牌饰，在四川三星堆、甘肃天水等地发现了与二里头同类的牌饰和陶、玉礼器。它们的祖型均可追溯到二里头都邑，应当与夏王朝礼制文化对中原商王朝和周边区域的影响有关。
可以说，作为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制品，嵌绿松石青铜牌饰华丽而精美，不仅代表着二里头时期遥遥领先的技术工艺，更生动地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新石器时代已落幕，象征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青铜时代正式开启。（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