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战国时期的争鸣之后，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到来，思想界也由争鸣走向融合。西汉前期的思想融合进程中，洛阳才子贾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推动儒学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1 洛阳才子，少年得志而终遭远放
贾谊，河南洛阳人。贾谊很早就以才华而为众人所知，后来被河南太守吴公赏识，“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进而被吴公推荐给汉文帝，“文帝召以为博士”。
在今天，博士是一个学位的名称，而在秦汉，博士是一个官职的名称，其职责是给皇帝做顾问。虽说官职不高，但有机会接近皇帝，具有很好的仕途前景。不久后，贾谊被任命为太中大夫，这是一个千石级别的中等官员，也没有具体的职掌，相当于高级顾问。
汉文帝即位之初，励精图治，有意进行变革。贾谊为汉文帝出谋划策，深受汉文帝的信任。但汉文帝的变革也触及朝中权贵的利益，在他们的攻击下，汉文帝只得放弃贾谊，将贾谊任命为长沙王太傅，“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诸侯王太傅，级别是二千石，已经是朝廷的高官了。但是，对于贾谊而言，却无异于贬斥，因为当时长沙国远离权力中心，做一个诸侯王太傅，难有作为。更何况，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南方被视为蛮荒之地。
到长沙任职，对贾谊是一个打击，但贾谊却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学术活动。贾谊早年所学，不出儒学的范围。史书并未明确记载贾谊的老师是谁，有记载称贾谊曾师从张苍，但难以考实。贾谊曾在吴公门下，吴公曾从学于李斯，而李斯是荀子的弟子。从现存的材料看，贾谊与荀子学派的确有很深的学术渊源。贾谊到长沙后所写的《鵩鸟赋》《吊屈原赋》等文章中，明显可以看到道家思想的影子。
贾谊在仕途受挫后，并未放弃原有的儒学信仰，同时也尝试从道家思想中寻求精神慰藉。
2 宣室夜对，远虑诸侯以固汉室
一年多后，汉文帝又把贾谊召到长安，并询问贾谊有关鬼神的话题，“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后世李商隐还曾感叹：“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觉得此时还不是重用贾谊的时机，便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将自己的小儿子托付给贾谊。
在西汉初年，郡国并行，诸侯王国的存在对中央政府构成巨大威胁。贾谊给汉文帝提建议，对诸侯王国进行拆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一建议为后来西汉王朝最终解决诸侯王国问题奠定了基础。从贾谊这一时期的言论看，其思想体系中显然有阴阳家和纵横家的影子。
3 儒学为宗，发展民本与礼治思想
当然，贾谊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他儒家的思想基色。贾谊对儒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政治思想。早在商周之际，周公等人就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从而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在后世，孔子、孟子等人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使民本思想成为儒家最根本的政治思想，也成为儒家区别于其他思想学术流派的重要标志。
贾谊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贾谊系统阐述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他进一步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国家的兴衰存亡都与民众的支持与否直接相关。所以他说：“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贾谊认为臣下的职责就是帮助君主管理民众，他说：“夫民者，唯君有之，为人臣者助君理之。”而评判臣下称职与否的标准就是看他治民的效果，“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吏以爱民为忠”。贾谊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指出：“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贾谊对民本思想重要的发展在于，他认为应当让民众参与官吏的选拔。他强调，官吏选拔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是否真正能实现国泰民安，他说：“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是故，明君之于政也慎之，于吏也选之。”因此，贾谊认为官员的选拔过程中应有民众的参与，他说：“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贾谊认为，选择官吏的具体标准是民众爱戴的程度，“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而民众拥护程度的高低也就决定了官吏的职位高低，“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
虽说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称的民主有着天壤之别，但贾谊民本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依然令人赞叹。
贾谊的这些主张对汉文帝的施政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汉文帝时将田租降到了三十税一，汉文帝甚至还曾数年减免天下田租。
其次，作为荀子后学的贾谊，继承了荀子礼治思想并有所发展。在贾谊看来，礼是治国的根本，他说：“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贾谊认为要想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只能通过对礼的建设和遵守。他认为礼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准则。在礼的规范下，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循礼的要求，做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
在贾谊看来，孝悌伦理，是礼的重要内涵。承秦灭儒之后，西汉王朝的当务之急，就是用儒家伦理改造社会。贾谊认为礼也是治理民众的必由之路，他说：“礼者，所以恤下也。”又说：“故礼者，自行之义，养民之道也。”只有按照礼的要求去对待民众，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西汉初年，刘邦君臣并未将国家礼制建设视为当务之急，贾谊主张，汉文帝应当承担起国家礼制建设的重任。
贾谊在担任梁怀王的太傅后，梁怀王外出骑马却意外坠马而亡。贾谊以为自己担任太傅没尽到教导之责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不久后贾谊也抑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贾谊去世后，葬回洛阳。如今在洛阳的北邙山上有一座贾谊墓，虽未经发掘，无法确认其真伪，但至少可视为后人对一代才子的纪念之情的寄托。贾谊的文章被后人编为《新书》一书，成为今天人们认识西汉前期思想文化发展面貌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