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是东亚青铜时代早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主体遗存年代约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20年，与文献所载夏代晚期都城“斟鄩”时空吻合，是探索夏代晚期社会的关键对象。遗址出土兵器中，石、玉、铜戈非常有代表性。
戈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格斗兵器，兼具横击、钩杀和啄刺功能，在先秦战争中长期居核心地位。二里头出土的戈类兵器有石、玉、铜三种材质。石戈器形稍小，造型古朴，多已残断，有使用痕迹。玉戈多大而薄，饰阴刻细线纹和齿状扉棱，刃部无使用痕迹。青铜戈为二里头文化首创，共四件，分两类。一类援身和内部平直，无上下阑。其中一件通体无纹饰，形制与较早玉石戈相近，应是仿其制作的实用兵器；另一件内部饰平行细线纹，尾端出四条横齿。另一类内部弧曲下垂，铸兽面纹并嵌绿松石片。
从出土情境看，石戈多仅存残块，有明显受力痕，当为实用兵器。玉戈均保存完好，且出自高等级墓葬，与玉戚、玉刀等礼仪用器共出，已属礼仪用器。青铜戈兼具实用与礼仪功能。曲内的那件铜戈出土于墓室较大、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葬中，与铜爵、铜钺、玉戈、玉璧戚、石磬等多件礼器同出，且其置于棺内左侧，附近散落较多绿松石片，表明铜戈已超越武器本义，成为墓主身份、等级与权威的重要象征。二里头文化时期，戈初步完成了从实用器到礼器的转变。
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二里头以玉戈、铜戈随葬来标识身份的做法，开了后世“礼兵”制度的先河。夏商政权更替之际，以戈为载体的礼制传统并未中断。二里头创制的玉、铜戈技术、形制和礼仪功能被商朝全面继承，并发展至更系统化的阶段。与二里头玉、铜戈相近的同类器后见于郑州商城、盘龙城、殷墟等商代墓葬中，且与鼎、爵等礼器同出，其数量与精美程度直接反映墓主地位。内部铸兽面嵌绿松石的做法，演化为商周青铜兵器上的常见装饰，成为权力和威仪的标识。至西周，戈被纳入礼制体系，成为天子赐命诸侯的信物。《尚书·牧誓》载武王伐纣“称尔戈，比尔干”，戈不只是实战兵器，更是聚合部众、宣示天命的礼制符号。
二里头玉、铜戈的礼器化过程，体现了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引领地位。青铜的兵器戈与容器爵、斝，则开启了以青铜铸造技术服务于权力表达的新阶段。这种以青铜兵器为载体、以礼制为内核的文化模式，自二里头出现后经商周延续发展，最终沉淀为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