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黑色的提包，是我参加工作后领到的第一件办公物品，来自区里组织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骨干培训班。
我至今还记得它的模样：竖式长方形，周周正正，像一枚宋体的“国”字。包盖一侧缀着个弹性插销，往销口里一扣，“咔哒”一声，严丝合缝。泛着光泽的人造革面上，印着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识。这包是为普查员量身定做的：挂在车把上，不摇不晃；盖子一合，遮风挡雨，装表格、文具都妥帖。我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心里泛起欢喜。
五月的一天下午，培训班一结束，我就把包往自行车左侧车把上一挂，风风火火往老家赶。
刚进院子，恰巧父亲从地里回来。他把铁锹往墙根一靠，目光便落在这包上，笑着夸：“这包大大方方，好看！”我忙把包的来历讲给他听，他问：“人口普查，什么时候结束？”
“大概七月底吧。”
话一出口，我猛然回过神来——父亲一辈子爱书，平日里，那些书和十几个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总塞在一个不带盖的旧提兜里，鼓鼓囊囊。莫非他老人家相中这个包了？我看着他眼里难得的光，心里一热，急忙说：“这包不光好看，还适合您出门带着。等我工作一搞完，就拿回来给您用！”父亲脸上漾起笑容：“不急，不急，你工作要紧……”
父亲一辈子没离开过土地，但读过私塾的他从未放下书本，枕边总摞着几本厚墩墩的繁体字书，晴天下地劳动，雨天或在屋里翻书，或和朋友交流传统文化，真真是“晴耕雨读”。他爱给我们讲“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教我们崇德向善，踏实做人。他常在书中寻章摘句，抄抄写写到深夜。那十几个大小不一的笔记本里，记着诗词典故、民俗道理，还有日升月落间的琐细感悟。日子久了，三里五村都知道他是个明事理的热心人——兄弟矛盾，寻他评断；婆媳生隙，找他调停；婚丧嫁娶、添丁盖房，定日子、选时辰，也要来问。他拿那些旧书页里的老理儿，替人解心结、拿主意、断公道。他衣衫常沾着泥，可往人堆里一站，那股从书卷里浸润出来的温厚气度，却是谁也学不来的。
七月底，普查工作圆满收尾，我把包带回了家。父亲喜滋滋地接过去，当着我的面，把旧提兜里的书、笔记本，一册一册，轻轻地请进新包里装好，还掂着包在屋里踱了几步，母亲在一旁差点笑出声来。
一年多后的一个周日，我照常回家探望。刚踏进门，母亲便像见了主心骨，满腹委屈往外倒：“你爹这一提包书，可太招惹人了！天天人来人往，啥事都来找他问。中午饭凉了热，热了又凉，三四回，也顾不上吃！铁打的人也经不住这么熬啊。你下午回城，说什么也得把这包带走！”父亲坐在小方桌旁，垂着头，一声不响。我猛然想起他年轻时就落下的胃病，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吃午饭时，母亲的气已消了大半。父亲这才打开话匣子，眉飞色舞地讲这些日子帮衬乡亲的事。末了，他挠挠头：“人家大老远来，总不能撵出去。就是连累你妈跟着忙前忙后!”
临行，母亲仍执意要我带走那个包。父亲立在屋檐下，看了看我，终究什么也没说。我望着他更加瘦削的身影，咬了咬牙，把包挂上车把，带回城里。
一周后，我再次回家。临走，父亲跟到院门口，怯怯地凑过来，声音放得极轻：“耀敏，下周回来，可别忘了……把那个包带回来。我……离不了它。”
轻轻的一句话，却像块石头“咚”地坠在我心上。父母勤苦一生，把八个儿女拉扯成人、成家立业，到如今老父亲竟低声下气向最小的儿子开口央求，我怎能担得起？鼻子一酸，眼眶里那股烫意几乎要漫出来：“爹，你放心，下星期，一定给你带回来！”
车轮在柏油路上沙沙地转着，轻盈得近乎讽刺。我的心却沉得像块铅，一路上默默无言，有种模糊的不安。
紧接着的这个周日，一大早，我就把那个“国”字型的包稳稳挂上车把，里面的书、笔记本，原封未动。
西苑桥上，视野开阔，薰风拂过眉梢，带着麦子灌浆的气息。包在车把上被太阳晒得暖融融的，装满一兜本属于它的温热，包面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似乎在对我说：这就对了！
进了院子，父亲站在上房屋门口望着我笑。母亲瞥一眼我手里的包，装作没看见，转身进灶房去了。饭香飘出来，和从前一模一样，满院弥漫着温馨。
一晃四十多年了。那日父亲像失而复得地抱着个走丢孩子，把包接过去紧紧抱在怀里的样子，我至今记得，纤毫毕现。
包是原原本本地还回去了，可那两周时间的空白，却再也无法弥补给父亲。我后来才明白，那天我拿走的，何止是一个包——那是他安顿了一辈子的精神念想，是他替四邻八舍排忧解难的底气，更是父亲生命里一段温热的、本应与书墨为伴的时光。如今虽悟，但我连一句对父亲的道歉，已永远无法当面说给他听了。
往事哪里会如烟呢。那枚周周正正的“国”字，那一声严丝合缝的“咔哒”，还有那西苑桥上拂过眉梢的薰风——风里带着麦子灌浆的味道，带着一个儿子迟来的醒悟。它们清晰地印在心底，从未像烟一样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