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本人非常看重经典传承，将经典作为私学的教材。后世，重视经典传承，更成为儒家的本质特征之一。在汉武帝的时代，经学再次获得官学的地位后，直到清朝灭亡，《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也构成传统知识分子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而经学，无论是经典的成书，还是经典的传承与研究，都与洛阳有密切的关联。
经学的起源
经学的起源与教育密切相关。文献记载，在夏代就已经有了学校教育，但这无法获得考古学的证实。从甲骨文看，殷商时代应该存在学校教育，但其详细情况缺乏更多的材料。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西周王朝建立后，尤其是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建立起学校制度。
周代的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根据《周礼》的记载，小学所学是礼、乐、射、御、书、数。根据《礼记·王制》《礼记·经解》《国语·楚语》等文献的记载，大学所学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被称为六经。
不过，在不同的诸侯国、不同的时代，具体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学在王官”，六经就是王官之学里的教材。
五经成书与洛阳渊源
先秦时期的六经，传于后世的只有五经，而没有《乐经》。一种说法是，秦始皇焚书之后，《乐经》就失传了。另一种说法认为，“乐本无经”，所谓乐经不过是一些曲调而已。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没有《乐经》传世。仅就传世的五经而言，其起源都与洛阳有密切的关系。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一共有三百零五篇，所以被称为《诗三百》。《诗经》的作者大多不可考了。根据记载，周代有采诗制度，男六十以上，女五十以上，而无子者，政府给他们衣食，让他们到民间采集诗歌。而民间的诗歌，就是劳动人民心声的表达，“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些来自民间的歌声汇集到王宫，天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知道四方的民情。他们采集来的诗歌，经过贵族文人的雅化之后，一些被汇编在一起，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现在普遍认为，《诗经》最后的编订是在春秋中期，由周王室的史官完成的，其完成的地点只能是洛阳。而且，《诗经》中有很多篇章，也都写于洛阳。《诗经·王风》的十首诗歌，就是春秋时期诞生于王畿的诗歌。比如《黍离》表达了故国之思，《君子于役》表达了妻子对远方服役丈夫的思念。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因其为“上古之书”，所以被称为《尚书》。今传《尚书》中可靠的二十九篇文献可以被分为三部分：一是诞生于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包括《盘庚》《大诰》《酒诰》《康诰》《洛诰》《召诰》《无逸》《多士》等，多为周公等人于西周初年在洛阳城中所颁布的文诰；二是东周史官在洛阳城根据原始文献整理的文章，如《牧誓》《金縢》等篇；三是形成于战国时期的文献，如《尧典》《禹贡》。
关于礼，现存《周礼》《仪礼》被认为是周公所作。当然，这些文献最终都形成于战国时期。但究其源头，都可追溯到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阳城的制礼作乐。
《周易》本是一部讲占卜的书，但抛开其迷信的外衣，《周易》可以被看成是古人对客观规律的总结。比如《周易》中的阴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对立统一定律的朴素表达。阴阳的变卦，又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否定之否定定律。《周易》最初的源头，人们一般追溯到遥远的伏羲画卦，认为伏羲根据《河图》的启示而创制了八卦。之后，周文王在安阳附近的羑里城，将先天八卦，演绎为后天八卦。文王之子周公，将八卦两两相重而为六十四卦。古人认为，《周易》的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现代学者认为，卦爻辞应该非一人的手笔，大约经过了西周到春秋史官的整理而最终定型。可见，《周易》的成书经过也离不开洛阳城。
今传《春秋》被认为是孔子的作品，其形式为编年体史书，孔子用了一万六千字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一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而传世文献记载，在孔子修《春秋》之前，有周之《春秋》、鲁之《春秋》等。西周建立后，就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史官制度。这些史官整理出的史书，就成为王官之学的教材，有的被称为《春秋》，有的被称为《乘》，有的被称为《梼杌》。孔子根据前人的记录，整理出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作为教材。而且根据《古本孔子家语·观周》篇的记载，孔子为修《春秋》，还曾和左丘明一起来到洛阳查找史料。
儒经合流
《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的形成都与洛阳关系密切。后来孔子开办私学，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
在孔子的私学中，将这些经典作为教材使用，而且孔子对这些经典也都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整理。在孔子之后，儒家热衷于办学。孔门后学不断办学过程中，一方面继续将经典作为教材，另一方面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构建起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于是，后世儒学与经学渐趋融为一体，经典传承也成为儒家核心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