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小人书叫《岳母刺字》。
至今我还记得它的封面——岳飞跪在地上，裸露着背，岳母站在他身后，一手拿着毛笔一手捏着绣花针，眼神又狠又疼。画面是黑白的，但在我眼里，那笔尖蘸的不是墨，是血。
那本书是同桌刘建国的。
那天他把它从书包里掏出来的时候，全班男生的眼睛都直了。那个年代，一本小人书就是一座移动的宝藏，更何况是《岳母刺字》——我们刚在收音机里听过刘兰芳的《岳飞传》，正迷得死去活来。
“借我看一天。”我说。
“不行，我表姐从城里带来的，我自己还没看完。”
“半天。”
“不行。”
“一节课。”
刘建国犹豫了一下，掰着指头算了算，说：“一节课，下课就得还。”
我拼命点头。
那是一节数学课。我把小人书压在课本底下，老师讲分数，我翻开了第一页。岳母问岳飞：“孩子，你可知道娘为何要在你背上刺字？”岳飞说：“精忠报国。”就这四个字，我记住了，但后面的画更好看——岳飞披挂上阵，长枪一抖，金兵人仰马翻。
我看得太入迷了，忘了翻书的动静。老师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已经来不及藏了。小人书被没收了，老师翻了两页，说：“下课到我办公室来。”
那节课剩下的时间，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满脑子都是那本小人书——不是怕挨骂，是怕刘建国找我算账。
下课铃一响，我冲进办公室，老师把书还给我，说了句“上课别看书”，就放我走了。我抱着书跑回教室，准备还给刘建国，可是翻开一看，最后一页没了。
只剩下撕裂的毛边，像一道伤疤。
“你把书撕了？”刘建国的脸一下子白了。
“不是我撕的！可能是老师没收的时候弄掉的。”
“老师怎么可能撕书？明明就是你！”
他想抢回去，我攥着书不撒手。两个人拉扯之间，书脊彻底裂开了，中间的几页像落叶一样飘下来，散了一地。
刘建国蹲下去捡，眼眶红了。他把散页拢在一起，抱在怀里，站起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恨，是失望。
“我再也不借你书了。”
然后他走了，把那些散页和残破的封面一起塞进书包，头也没回。
我想追上去说声对不起，但腿像钉在地上一样，挪不动。
后来我攒了半个月的早饭钱，跑遍了镇上所有的书店，想买一本新的《岳母刺字》还给他，可那套小人书早就绝版了。我又去找老师，问那最后一页的下落。老师说：“我收上来的时候就那样。”
我不知道该信谁。但我知道，那本小人书确实是在我手上坏的。
刘建国后来再也没跟我说过话。他很快有了新的同桌，新的小人书。而我那半个月，每天早上饿着肚子去上学，胃里空空的，心里也空空的。
二十年后，我回老家收拾旧物，在一个小木箱里翻出一堆泛黄的小人书。翻着翻着，我愣住了——最底下压着一本《岳母刺字》，封面完好，内页完整。是父亲后来从废品站淘来的，忘了告诉我。
我翻到最后一页。风波亭上，大雪纷飞，岳飞仰天长叹。我盯着画面上“天日昭昭”四个字，看了很久。
我拿起手机，在同学群里找到刘建国的名字，犹豫了半天，打了一行字：
“建国，当年那本《岳母刺字》的最后一页，我今天终于看到了。”
过了很久，他回了一句：“我早就不记得了。”
可是我记得。二十年来，每次翻开一本新书，我都会下意识地先翻到最后，看看有没有缺页。好像缺了那一页，故事就不算完整。
其实我知道，缺的不是那一页纸，是我欠他的那句道歉，欠了太久，久到连道歉都显得多余了。
那本完整的小人书，我至今没扔。它就立在书架上，和所有的书挤在一起。偶尔看见它，我就会想起那个蹲在地上捡纸片的男孩。
书可以补全，有些东西补不了。
但能补全一本书，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