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王城遗址的核心区域，曾是东周时期的政治与经济中心，2000多年前，这里是否有规模化的高等级官营手工业作坊？作坊的布局如何？王城与诸侯国的手工业交流又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如今，洛阳市涧西区七里河东周官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在东周王城遗址内发现了与手工业作坊相关的高等建筑基址，并且出土大量相关器物，为探索这些问题给出了重要线索。
手工业作坊紧临东周王城宫殿区
洛阳坐拥五大都城遗址，承载着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发展脉络。其中，东周王城遗址因地处主城区，受城市建设等因素限制，考古发掘机会寥寥，且开展难度极大，其诸多历史密码始终深藏地下。
此次七里河东周官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得益于洛阳实施多年的考古前置制度。2023年，市考古研究院在配合七里河村城市改造项目时，在涧西区黄河路以东、大明渠以南、涧河街以西相关地块开展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处带有手工业生产痕迹的东周遗存。
“勘探结果显示，这里不仅有高等级的建筑基址，还有生产遗迹，结合其紧临东周王城宫殿区的特殊位置，我们立刻意识到，这处遗址的价值不一般。”七里河东周官营手工业作坊考古项目负责人邓新波说。发现这处遗存后，他们继续配合基本建设开展了更多考古工作，各类遗存逐步显露，遗址的手工业属性也愈加明确。
基于此，去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遗址考古工作正式转为主动性考古发掘，更加系统、精细的发掘工作，让遗址的整体脉络逐渐清晰。
疑似存在管理与生产两大功能分区
走进七里河东周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工地，东周的烧窑、汉代的井、现代的建筑遗存等不同时代的遗迹交织在一起，地层堆积复杂，哪怕是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也很难快速厘清眼前的种种遗迹现象。
“我们通过逐层清理地层、比对出土器物的时代特征，慢慢剥离出东周时期的核心遗存，逐渐厘清了该遗址的整体格局。”邓新波说。
经过仔细梳理研究，目前大致确定该遗址存在两个功能有别的核心区域。其中，由两组大型建筑基址构成的区域，这里的夯土质地纯净、夯筑工艺规整、布局规划有序，契合东周王城高等级建筑的营造标准，推测属于兼具办公、物资仓储等功能的“行政管理区”。
而在“行政管理区”西侧，便是作坊“生产车间”。东周时期的多座烧窑、熔炉在此分布，展现出手工业生产流程的多个环节。在一条沟状遗存中，还堆积着大量废弃的陶模、陶范，是当时在此开展手工业生产的直接证据。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两个功能区之间，清理出4座半地穴式房址，以及配套的井、灶、灰坑等生活遗迹，推测是工匠劳作、休憩的区域。
“从管理区的高等级建筑，到生产区的专业铸造设施，再到配套的生活遗迹，各个区域功能不同、规划有序，都进一步印证了这是一处为王室和官方服务的高等级官营手工业作坊。”邓新波说。
填补东周时期手工业发展研究空白
如果说烧窑、建筑等遗迹是这处遗址的“骨架”，那么出土的2000多件文物，就是还原当时生产场景的“血肉”。
“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两类极具标志性，一是‘蔺’字圆足布币钱范，二是戳印‘公’字的陶量，它们的考古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邓新波介绍，大量赵国制式的“蔺”字圆足布币钱范出现在东周王城官营作坊中，直接证明了东周时期王城与周边诸侯国在铸造原料、技术上的深度交流；而分大、中、小三种规格的“公”字陶量，作为官方量器，为研究东周度量衡制度、经济管理体系提供了珍贵实物。
去年，考古人员在“生产车间”区域，发现了大量铸造铜或铁器的陶范、窑炉壁残块及铁制工具，为研究战国时期官营手工业的生产流程与技术水准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填补了东周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研究空白。
在文物整理过程中，一系列谜团也随之浮现。“我们发现了不少形制特殊的陶范，其纹饰、器型很少见，暂时无法判定其对应的铸造实物，是王城专属的制品，还是为特定需求打造的器具？这需要后续结合纹饰比对、成分分析进一步研究。”邓新波表示，既有初步的认识，也有待解的谜题，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七里河东周官营手工业作坊为我们研究东周王城的城市规划、东周时期手工业发展、区域间文化经济交融，提供了全新且珍贵的考古资料。目前，该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仍在继续。随着后续科技考古手段的介入、跨学科研究的开展，这些未解之谜终将被揭开。届时，人们对东周王城的认知、对东周手工业发展的理解，也会变得更加全面、鲜活。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王晋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