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看到女红两个字，我眼前就会浮现一幅古风画——木窗前，有一少妇，坐在圆凳上，左手拿绣绷，右手拈绣针，在圆月似的白绸布上绣牡丹。
然而，在古代，女红并不是什么优雅的事儿，它指的是刺绣、纺织、缝纫这样的手工活，是女子必会的技能。“嫁汉看肩膀，娶妻看手掌”，古人娶妻，先考察女红。因而，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女红：《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一手好女红的女孩儿，往往会被高看一眼，《红楼梦》中的晴雯，被贾母选中放在宝玉房里，就是因为她针线活做得漂亮——“这些丫头，言谈针线多不及她……将来只她还可给宝玉使唤。”
女子为人妇、为人母后，操持女红更是日常。一个当家主妇，如果不勤于女红，针线做得粗陋马虎，家人衣衫破旧，会受人指点、为人耻笑。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勤劳如斯、巧手如斯，还因“大人故嫌迟”，而羞愧“妾不堪驱使”。
在男耕女织的农耕时代，女红和耕种一样重要，也是支撑家庭的支柱。《浮生六记》里幼年丧父的芸娘，善针线，老母幼弟的生活“仰其十指供给”，还能供弟读书，“修脯无缺”。
在诗人眼中，女红是开在岁月枝头的一枝花，他们常用这个柔美的意象，塑造形象、表达感情：慈祥的母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亲昵的恋人——“针线闲拈伴伊坐”；对亡妻的追思——“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现代社会，女红像彩虹一样难得一见，我只在端午节前后，见过白发老人做香囊。女红不是一下子就消失的，它是渐行渐远的。
我奶奶如果在世，已经一百多岁了。奶奶那个年代的女人，纺线、织布、裁剪、缝纫，样样精通。我小时候回奶奶家，还见过纺车，木架子支着一个木头轮子，轮子上有手柄，像一个倒着放的独轮车。纺车闲置在黑乎乎的窑洞里间。那时的奶奶，已经因中风半身不遂。但听两个娘娘说，奶奶年轻时，线纺得匀，布织得快，还会绣花、做绣鞋。那时，老家上点年纪的人，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织布自己做，他们叫大布衣裳。
我妈那代女人，很少有人会纺线织布，但她们都会做衣服。我的第一条连衣裙，是我妈看了一部电影后，照着剧中女孩穿的裙子给我做的，粉色，配白领子白袖子，记得我当时穿到学校，引来全班女生羡慕的眼光。我的棉衣，也是我妈做。我妈做棉衣像变魔术：碎花棉布铺在床上，左裁几裁，右裁几裁，铺上棉花，里外一翻，大针缝几缝，一件厚实暄软的棉衣就做好了。
我们“70后”，都是“织女”。20多岁，我就跟着同事大姐学织毛衣，学起边锁边，加针收针，挑领子，挑袖子，学织元宝针、桂花针各种针法。每天下班回到宿舍，和舍友围坐窗前，边聊天边织毛线——四根竹针，一团毛线，一窗夕阳，一缕绕指柔，一颗女儿心。飞针走线中，我们织出了爸妈的毛衣毛裤，弟妹的围巾手套，小外甥小侄子的帽子鞋子，也织出了细碎的幸福。
“90后”“00后”的女孩儿，十指不仅“不沾阳春水”，更不沾针与线。有一次，朋友带着她20岁的女儿来家里玩，我正在绣十字绣。女孩看到了，惊呼：“阿姨，你会绣花呀，好古典，好淑女！”
女红，走过几千年的时光，从女子必备的技能，变成“优雅”“淑女”的代名词，这背后是女性角色的变迁和地位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