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佃庄镇的东大郊村、太学村和岗上村,可以寻到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东汉太学的踪迹;近观土台,可以看到我国最早的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的遗址。
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一座芳草萋萋的土台,同岁月相随,与风雨相伴,记录着昔日的荣耀,承载着历史的浮沉,让人穿越时空,回望、品味和感慨。
太学文脉传佳话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东汉时期。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称帝于鄗南(今河北柏乡),改元建武,大赦天下。十月,刘秀迁都洛阳,延续汉的国号,史称东汉。后来经过10多年的征战,刘秀消灭了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并开创“光武中兴”的大好局面。
刘秀建都洛阳后,在原来东周成周城和西汉故城的基础上,对洛阳城进行了全面整修。考古发掘表明,东汉洛阳城城址平面接近长方形,四周筑有夯土城墙,四面共有12座城门,城内有大街连通各个城门。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南宫位于东汉洛阳城南部中央,是皇帝及大臣朝贺议政的地方;北宫建于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面积大于南宫,是皇帝及妃嫔寝宫之所在。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刘秀在都城开阳门外御道东营建太学。后来,又在开阳门、平城门外南郊兴建了灵台、明堂和辟雍,共同构成了东汉京都的礼制建筑群。
说到这儿,早在东汉初期就如此重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还真得感谢光武帝刘秀。
东汉太学遗址在今天的太学村西北,这个村子也因此而得名。该遗址整体为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四周有墙,内部有大面积的建筑基址,一排排夯土房基,或呈南北长条状,或为东西长方形,排列有序,井井有条。在这里还曾出土了许多石经残块,大大小小150余块,印证了东汉太学当时规模的宏大。
史载刘秀“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他当上皇帝的第五年,在“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形势下,就拍板决定由政府投资组建中央直属的大学——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又建造了“长十丈,广三丈”的太学讲堂。刘秀的接班人、明帝刘庄也十分重视教育,他多次亲临太学,亲自主讲经学。顺帝、质帝时期,太学得以不断扩修和发展。永建六年(公元131年),顺帝动用11万多人,对太学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可见太学建得十分“高大上”,气派非凡,引人瞩目。
在太学传授的儒家经学著作,由于成书较早,传抄过程中难免出现讹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大学者蔡邕与堂溪典等人,奏请正定儒家经典,得到皇帝批准。之后,他们以隶体书丹《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等7种经文,雕刻了46块石碑,立在太学东侧门外,作为授课的标准教材,供学生们学习和摹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也叫“汉石经”“一体石经”。它校正、统一了诸家经本,是我国最早的官方儒家经本。其文字由蔡邕书写,是两汉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异常罕见与珍贵。
东汉太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初期大多是官宦子弟,后来平民百姓的孩子,也能通过考试和推举进入太学就读。学生一旦取得学籍,就可免除兵役、劳役。学习成绩优异者,还有可能被委以官职,以至于报名参加太学招生考试的人越来越多,学校最鼎盛时期在校生3万多人。郑玄、马融、桓谭、贾逵等诸位名家大咖,都曾在太学任教,主讲不同课程。一批优秀的老师,培育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其中,就有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张衡。
灵台丰碑耀星辰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人。张衡出身官宦之家,但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张衡学习十分刻苦,加之天资聪颖,很小就有了“圣童”之誉。17岁时,张衡先到旧都长安游学,随后来到都城洛阳,考入太学就读。他苦学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张衡回到故乡,出任南阳郡主簿。其间,他用了10年时间,写出了著名的《二京赋》。
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张衡奉诏来到京城洛阳,先后任尚书郎中、尚书侍郎。4年之后,37岁的张衡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朝廷祀典等工作。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张衡全身心投入到天文、地理及机械制造等多领域、多学科的研究中,在文学家身份的基础上,又成为一名科学家。
张衡两次出任太史令,前后有14个年头在京城从事相关研究工作。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洛阳生活和工作的,一些著名的发明创造与科研成果,也都是在洛阳完成的。
张衡曾在灵台工作多年。该遗址位于如今的岗上村与东大郊村之间,地处汉魏洛阳故城的南边。灵台是当时国家最大的天文台,“登灵台,考休征”“望云物也”,是太史令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
现在看到的灵台遗址,是一座巨大的夯土台,南北长200米,东西宽220米,面积达4.4万平方米,尚存夯筑墙垣、土台以及砖砌、铺石等建筑残迹。据考古发掘和资料记载,土台四周各有上、下两层平台,平台之上有建筑遗址。其中下层平台环筑回廊,北面有踏道通向上层平台;上层平台四面各有5间建筑,每间面阔约5.5米。西面建筑后部有一内室,用土墙与外室隔开,相传为张衡“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的“密室”。灵台顶部“上平无屋”,是观测天象的场所。
有关资料表明,东汉灵台共有43名工作人员。除一名灵台丞主持全面工作、一名舍人负责后勤保障外,还有“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风,十二人候气,三人候晷影,七人候钟律”,人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如此规模的天文观测台,在当时世界上极为少见。作为“中央政府”分管领导的张衡,亲自主持和参与了灵台的天象观测与天文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项又一项名垂青史的科研成果。
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张衡依据他的“浑天说”,绘制了我国第一张完备的星象图,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发动的“浑天仪”,用于测量天体球面坐标、演示星象变化情况,并撰写《浑天仪注》,解释浑天仪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
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张衡又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量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后来,京城洛阳发生了3次地震,地动仪均有显示。就连1500公里外陇西郡发生的一次地震,地动仪也准确报告。地动仪比欧洲人的同类发明整整早了1700多年,被誉为世界地震仪的鼻祖。
张衡创制的测定风向的候风仪,比西方早了1000多年。他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写出天文学巨著《灵宪》,阐述了天地、日月、星辰的生成及其运动规律,记载了星座和恒星的数量,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学说。
古迹遗址存史册
东汉太学最先毁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其后,曹魏重兴太学,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刻立石经28块。到了西晋,太学再度繁荣。据在东大郊村出土并保存至今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简称《辟雍碑》)记载,当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可惜,太学最终毁于“永嘉之乱”。
灵台在董卓火烧洛阳城的熊熊烈焰中被焚毁,其后随着东汉的灭亡,也逐渐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
时间已经走过了将近2000年,当年太学骄子的琅琅书声,已化作今天村庄的名字;曾经观测天象的深邃眼神,已凝成眼前荒芜的土台。
太学、灵台,虽然年代久远,尘封于历史记载之中,但它们所创造的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所取得的蜚声古今中外的科学成就,犹如一座座不朽的丰碑,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成为世界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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