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文学创作总少不了“故乡”的支撑，灵感涌现、故事原型、文脉传承渗透着作家的成长经验，情感羁绊、写作意义等蕴藏着创作者的故土情结。
用文字镌刻乡愁
土地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文学创作的母题。作家创造出的文学世界大都与其出生地关联紧密。美国作家福克纳说：“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可以说，故乡在作家创作中首先是以土地为承载体的物理空间，包括山川、河流、平原、祖屋、集镇、城市等。
沈从文笔下的溪水、青山、渡船、吊脚楼，以及端午节赛龙舟、下河抓鸭子的民俗活动组合出优美质朴的文学化湘西，在展现故乡地理景观的同时勾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不同作家关注的视野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但不论是颂扬、反思还是批判，其文学世界的建构大都源于个人的成长经历，回归故乡往往意味着创造力的爆发。新中国成立以来，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关仁山《麦河》、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等，每个作家都几乎花费大量的笔墨探寻人和土地的关联，落点几无例外地指向故乡。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生辗转奔波，居留故里的时间很短，但作品里念念不忘的都是故乡。故土的河流、沙洲、街镇、房屋、田地、学校，高邮土地上的物产美食都是他的心心念念，《故乡的野菜》《故乡的食物》《豆腐》《端午的鸭蛋》《干丝》《四方食事》《家常酒菜》等作品都是他故乡情结的见证。
新文学中的乡土小说流派，创作者侨寓都市，反反复复书写故乡，其本质是以故乡作为精神栖息地，抵抗生活或生命的支离破碎。故乡不是空洞的文字符号，而是支撑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恋乡，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母题，更是人们的精神传承。
文化根脉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原动力
人类走出栖居地的同时拓展心灵宇宙，探索发现生命更大的价值与美好。作家生于斯，长于斯，不自觉地就将成长中的文化记忆流露于笔端，形成故乡和文学创作的同构。
莫言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文学化呈现，更是齐鲁文化原始野性生命力的重塑，他用粗粝的文字展现了历史褶皱中的生存智慧和家乡的文化精神。
故乡是文学的原点，滋润创作者写出优秀的作品。韩少功注目湘西，创作了《爸爸爸》《马桥词典》，展现了湘楚巫文化的神秘性。陈彦的创作长期聚焦于故乡，关注秦腔艺术与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在城乡快速变迁发展的时代中，勾勒了三秦大地的文化品格。
汪曾祺的笔下没有大人物，也没有空洞的宏大叙事，都是船夫、车匠、乡村医生、伙计、养鸭人等普通劳动者。故乡包容的文化传统投射到他的创作中体现为对人和人性的尊重。汪曾祺以百姓视角写就江南水乡故事，凸显了隐匿的水乡伦理。
故乡是文学创作的“起笔”，也是“落笔”
故乡是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是人伦关系的承载，是中国人一生的牵绊，也是他们肉体和灵魂的归宿。人民群众的生活蕴藏着丰富的艺术原料，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蔡崇达聚焦闽南地区，通过《皮囊》《命运》《草民》构成的“故乡三部曲”将故土的海洋文化、民俗信仰和坚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写了出来。“讨大海”和“讨小海”分别对应着移民精神与日常生计，贯穿其间的是下南洋、返故乡、捡海蛎、织渔网、晒鱼干等绵延数代的集体记忆。在他的笔下，大年三十抱着女儿跳“火裙”、元宵节感受南音社团的义演、看高甲戏表演、西洋乐队和高跷表演交织的葬礼共同构成了故乡人的生活图景。
“一个中国人，即便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是在文化传统里生活着的。”汪曾祺同样重视民俗和节日仪式在创作中的运用，《戴车匠》《端午的鸭蛋》《我的父亲》《故里杂记》《珠子灯》等为读者展现了江南水乡鲜活的生活画卷。《故乡的元宵》中，汪曾祺写了玻璃方灯、白明角琉璃寿字灯、红琉璃泡子灯、珠子灯、兔子灯、绣球灯、走马灯，以及人们赏灯的民俗活动，活灵活现地描绘出高邮的灯节盛景。
故乡是文学创作的“起笔”，也是“落笔”。关中、燕赵、塞外等黄河流域地理辽阔，山川壮美，民风粗犷豪迈，孕育出雄浑刚健、悲壮慷慨的审美趣味，形成边塞诗、豪放派的文学创作风格。江南、巴蜀、湖湘等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地区水网密布，河流湖泊广泛分布，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饶，文化积淀深厚，民风细腻含蓄，滋生了精致、柔美、感伤、委婉、内敛的审美追求，造就中国文学中的婉约取向。审美经验的聚合推动“共同体”的产生，催生集体意识与个体心态，进而影响集体、个人的生活模式与行为方式，参与建构出中国人世世代代延绵不息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
（据《光明日报》 作者：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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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分享“我的文学故乡”
日前，2026“文学·中国”跨年盛典在北京市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举办。刘震云、梁晓声、冯骥才、贾平凹、马未都等著名作家分享“我的文学故乡”。
刘震云围绕其新作《咸的玩笑》，深度剖析了故乡与文学幽默的关系。他说，文学真正的幽默不在语言技巧，而源于细节的幽默、情节的幽默，最终是道理的幽默。刘震云强调，故乡的独特“不同”是创作起点，但文学最终要跨越地域，抵达人性共通的“相同”。
梁晓声在题为《我的东北记忆》的演讲中，讲述了对故乡的深厚情感。他表示，东北独特的风土人情是自己创作的重要源泉，而东北共同的历史与奋斗，尤其是作为新中国工业摇篮所承载的使命，塑造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文脉与东北人特有的集体荣光。
冯骥才认为，天津兼具河的气质与海的精神，这座城市形成了市民开朗、幽默、讲义气的集体性格。天津的两种文化氛围直接塑造了他的文学气质：笔下的“老城”故事与“租界”生活，在语言和味道上截然不同。
贾平凹告诉读者，他的写作生涯即从书写家乡开始。20世纪80年代，他走遍商洛各县，记忆中的人事成为取之不尽的源泉。他还喜爱深入乡野的自由，唯有如此才能清空思想的条框，看到更真实的生活，并在自然中陶冶与提升自我。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马未都在军队大院与胡同的双重文化氛围中成长，这种独特的混合背景深刻滋养了他的写作。谈及“京派文学”，他认为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具有高度包容性。从王蒙到王朔，北京文学的语言与色彩一直在丰富演变。面对城市的飞速变迁，马未都认为，许多作家书写家乡、寻根溯源，实质上是为了在巨变中“牢牢抓住文化之源”，而这正是作家赖以生存的根本。
（据中国青年网 作者：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