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5年秋末，李白和杜甫从齐州紫极宫回到鲁城（即兖州），李白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临别之前，二人结伴到鲁城北拜访一个隐士——范隐居。
范隐居，其人不详，排行第十，年龄应该比杜甫小一点（杜甫称他为北郭生）。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先是称赞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铿是南朝著名诗人，尤以五言律诗见长，为时所重。杜甫在诗中多次推崇“阴何”，即阴铿与何逊，这是杜甫对李白诗风的认定。次写在东蒙寻仙访道途中，与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亲切之情，然后才写到在范隐居家里的事情：行至北郭城外范隐士的居所，一个清秀的小道童恭敬地侍立一侧；已是日落时分，外边传来舂米的杵臼声和捣练的暮砧声，鲁城上空的层积云，掩映着下方的古城墙，一派古时乡村的闲适风光。“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橘颂》为《楚辞·九章》中的篇名，含“坚贞”之意；“讨莼羹”用典，意为极思归乡，这是描述宾主见面时欢洽的情形。“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三人均有世外之怀，不屑于议论朝中官阶高低的繁杂俗事，“沧海情”即出世隐居的情愫。
话是这样说，杜甫却始终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政治抱负，虽然在遭遇挫折时，往往透露出对出世归隐者的羡慕，但终归矢志不移，念念不忘跻身朝堂、经世济民。其实李白何尝不是这样？他在《上李邕》诗中自诩：“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在玄宗宫中的两年，李白虽颇受赏识，却不屑于过那种低眉顺眼、卑躬屈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婢般生活。“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故意乘醉令高力士脱靴，写诗激怒杨贵妃，任由二人在玄宗面前进谗言，终得赐金放还，优游天下，吟诗作歌，自在逍遥。但在永王李璘邀他入幕时，李白依旧踊跃应召，写下了险些致其死罪的《永王东巡歌》，诗中有句“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豪言壮语，气雄万夫。
李白亦有诗《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记述这次北郭之行。“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茫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迟。城壕失往路，马首迷荒陂。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可见当时鲁城的荒凉之态，亦能看出范隐居居处的偏僻。趁着范隐居准备酒菜的间隙，李白和杜甫互相替对方摘掉挂在衣服上的苍耳。“入门且一笑，把臂君为谁。酒客爱秋蔬，山盘荐霜梨。他筵不下箸，此席忘朝饥。酸枣垂北郭，寒瓜蔓东篱。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欢，远为千载期。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酣来上马去，却笑高阳池。”从李白的诗中可知，范隐居为二人准备的下酒菜不过是瓜果蔬菜，他们却在此欢聚达十日之久。从“入门且一笑”“谑浪偏相宜”来看，三人相当熟稔。李白在别处宴席上难以下箸，在这里却大快朵颐，宛如到了自己家中。
李白和杜甫为何会在范隐居家中“近作十日欢”呢？一般到他人家中做客，一餐而已，若至天晚，一宿而已，“十日欢”实在超出常理。李白家居任城，距鲁城约70里地；杜甫此前也常到父亲任所兖州逗留，三人本就是范隐居的“熟客”。此次之所以盘桓十日之久，大抵与李杜即将分手有关。一年多来，二人朝夕相处、肝胆相照，一朝离别，万般不舍，故而寻得东道主，饮酒赋诗，流连不思去。
至于李白和杜甫为何选择在鲁城分手，原因大概有二：一是鲁城是李、杜从青州南下的最后同行终点，李白从这里西南行返回任城，杜甫则从这里西行经巨野到菏泽，再西南行至陈留返回东都；二是兖州是杜甫父亲杜闲任职多年的地方，杜甫在这里交游甚广，因父亲已然去世，此后再来兖州的机会寥寥，便趁此机会再次遍访旧友，范隐居只是其中一位，“近作十日欢”的时光，或许并非都在城北范隐居家度过。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李白和杜甫分手的具体情形，敬请关注下期《东石门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