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看到爸爸收拾院中灶台，就知道要过年搁锅儿了，就是炸年货。
院中那个灶台，是黄泥和麦秸秆砌成的，极其简陋，一年到头也就过年搁锅儿使用一次，平时都是用块儿塑料布一搭，未免风吹雨淋，破旧损坏。要用的时候，爸爸就要和点黄泥，把灶台新糊一遍。
收拾好了灶台，爸爸开始搜罗柴火，按说玉米秆、棉花秆、树枝儿、树杈儿等这些烧柴，我们山沟沟里不缺，家家户户、门里门外堆的到处是。但搁锅儿的烧柴里面，不能只有这些软货，必须要有硬货——劈柴，也就是拳头以上粗大的树木才行，否则保证不了油温。
爸爸抱来了柴火，我们兄妹几个也不闲住，一个个像模像样地帮着引起火来。
那时候家家生活都不富裕，平时能吃到的多是红薯及其衍生物，红薯片、红薯面当主食，红薯叶、红薯梗当配菜，一年到头，别说肉，就连白面也很难吃到。所有的盼望，都在搁锅儿这天，也是年味儿正式开始的一天。
火舔红了锅底儿，暖热了油。妈妈先拿豆腐试油温，厚约两公分、长十几公分、宽六七公分的豆腐块儿，仿佛一块儿小舢板，着急忙慌地，哧溜一下子就溜进了油锅中，油似乎是一只被压住了胸口的蟹儿，迅速吐出了一串又一串小小气泡儿，将豆腐块儿给包围起来……
我们明显有点着急了，不由得加快了添柴的速度，渐渐地，油暴躁起来，掀波翻浪与豆腐大战，豆腐也不甘示弱，扭胯、腾挪、跳跃，几个回合下来，豆腐由原来的小白，变成了能征惯战的将军，披挂着黄金甲凯旋。
等麻糖下锅，油已经气急败坏了，被豆腐战败的它，渴望新一场大战，雪洗前耻。妈妈满足了它，将两片小小的面片儿叠加在一块，拿筷子竖着在中央轻轻一压，掂起两头，轻轻一拉，然后就丢进了油锅。“刺啦”一声短响，油急不可耐地一拥而上，牙咬手撕脚踢，恨不得立马把麻糖撕扯成碎片，太过于用力，不一会儿它就累地呼哧呼哧喘上了粗气儿。
爸爸拿两根长长的小竹棍，不停地翻腾着面片儿，几个滚儿下来，面片儿的肚子迅速膨胀变圆，瘦气气的面片儿转眼就变成了肥嘟嘟圆滚滚的壮汉子，金黄金黄的麻糖，成熟，沥一下油，出锅了。
最让人垂涎的是炸丸子。妈妈左手抓起一团馅儿，拇指和食指环成一圆，轻轻一挤，挤出一个圆圆的丸子，右手拿一小勺子，顺势一挖，丢进油锅。油忽然改了性情，变得一往而情深起来，热烈地去拥抱丸子，亲吻丸子，似是失散多年的母子。
不久，一种奇妙的香气氤氲开来，勾得人馋虫顿起。捏起一个，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小口，咔嚓一声，皮焦里嫩的丸子，立马散发出一股妙不可言的香，那香吆，香萦齿唇，历久不散。
那个时候，限于条件，妈妈炸的只有红薯干粉和粉条丸子。自家种的红薯，自己打的粉面，自己漏的粉条，这种纯天然打造的丸子，筋道顺滑，味道不是语言能表达清楚的。
后来，粉面里加入了肉末，再后来，还有了纯牛肉丸子，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当初的味道了。
参加了工作，离开了家乡。结婚成家，回家陪伴父母过年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但一到年末，妈妈总会喊我们回家搁锅儿，她说她喜欢看我们兄妹几个一起抢吃东西的热闹。
拼搏一年，身心俱疲，能吃到妈妈亲手搁的锅儿，是最幸福的事儿。这十足的年味儿，是油与火淬炼的结晶，更是爱慢煎慢熬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