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5年夏，李白和杜甫拜会北海太守李邕，在齐州待了一段时间。李邕的从孙、齐州司马李之芳，招待了从祖李邕和李白、杜甫，在鹊山湖陪三人泛舟纳凉，然后在湖边为三人饯别，李邕、李白、杜甫分别咏诗以记，然后三人各赴前程：李邕回青州任所；杜甫趁此机会到临邑县探望其弟杜颖；李白则回任城家中，等待杜甫，一起到东蒙寻访董炼师。
李邕回青州又当了两年太守，公元747年，被李林甫派人杖杀于任所。
杜甫的二弟杜颖，在临邑县任职。杜甫有诗《暂如临邑至鹊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野亭逼湖水，歇马高林间。”也就是说，杜甫是骑马去的临邑，这匹马或是李白买的，或是李邕送的。“霭霭生云雾，唯应促驾还”，天气转阴，杜甫关心地催促李邕赶紧动身，免得淋雨。
公元741年杜甫的父亲杜闲刚刚去世，杜颖应该丁忧，在杜氏祖茔为父亲守制，而不应该在临邑任上；杜颖应该是按荫萌的规定任职的，授职应当在守制期满（公元743年）后；文人入仕，初授的一般都是九品的县尉，很少直接升任排名第三的主簿，一个刚刚入仕的青年，也担当不起“领治河”的重任。因此，杜颖即使授官，最早也是在公元743年守制期满后。公元745年，杜颖刚刚离开家两年，杜甫不放心，特地从齐州跋涉100多里，前往临邑看望弟弟。
杜甫那首《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很可能作于公元754年之后。公元753年，杜甫从东都移家长安，在游览杜曲的诗中说“弟侄何伤泪如雨”，可能杜颖随杜甫一家一起去的长安。杜甫是觉得李林甫倒了，自己已待制集贤院两年，来年铨选有望；杜颖一来带儿子从东都到西京护送长兄一家，二来可能也是到长安参加来年春的铨选。杜甫在长安“日籴（dí）太仓五升米”，供应弟侄和全家。杜颖在临邑四年任满，在家待选多年，公元753年秋随长兄上西京待来年春选，可能这次才提了主簿。也就是说，公元745年杜甫去临邑探望舍弟，杜颖刚入仕两年，很可能不是临邑主簿。
入秋，杜甫从临邑回来，直接到任城，与李白会合。临邑距任城约500里，骑马的话需要5到7天。
李白的父亲曾官任城县令，县令是六品以下文官，按规定任期四年。公元745年，他要么是在任城令任上，要么是在任城期满待选。李白诗《寄东鲁二稚子》说：“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李白此时家居任城是没有疑问的。唐代没有通信设备，李、杜没法相约同行时间，只有亲至其家。杜甫到了任城，小住几日。《太平广记》记载李白在任城建有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可能在此期间，杜甫与任城县主簿许某相交，有诗《对雨抒怀走邀许主簿》《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诗中提到的“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与杜甫从临邑来任城的时间相吻合。
黄鹤认为杜甫写给许主簿的诗作于公元741年。该年杜甫在首阳山下为父亲杜闲守制，不可能在任城。梁权道编在公元754年，其时杜甫已移家长安，在兖州当司马的父亲已去世多年，杜甫没有理由跑到任城去“晚凉看洗马”，这两首诗均应作于公元745年秋杜甫从临邑到任城之后。
自公元744年初夏到公元745年八月，李白约杜甫一起寻仙访道，为自己授道篆的事还没有着落，倒是一次意外（杜甫继祖母病故）、两次扑空（王屋山华盖君已故、衡阳董炼师北行东蒙），促使杜甫与李白形影不离，相会相知一年多。可惜的是，杜甫这段时间的诗遗失太多，特别是二人同赴衡阳往返途中所作，竟然遗失殆尽。
杜甫在任城休整了一段时间，然后和李白出发，同上东蒙山，寻找元逸人（元丹丘）与董炼师（董奉仙），欲知后事，请关注下期《同上东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