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猷造像记》拓本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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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长猷造像记》，全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造像记》，刻于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位居《云阳伯郑长猷为之父母等造像龛》右侧正中，出资造像者郑长猷传记见于《魏书》卷五十五《郑演仕传》，郑演仕为郑长猷之父，官拜太中大夫，改爵云阳伯。郑长猷以父勋起家，世袭云阳伯爵位，曾历任护军长史、南阳太守等职。在孝文帝率军征伐南齐时，郑长猷也随军参加了这场战争，在北魏军队攻克宛城（今属南阳）之后，孝文帝任命郑长猷为南阳太守，即造像题记中所言“前太守”之职务，正如《魏书》所记：“车驾南伐，即克宛城，拜长猷为太守。”
《郑长猷造像记》完工于北魏景明二年（公元501年）九月三日，历经千余年而神采犹具。题记部分高50厘米，宽35厘米，通篇8行，满行12字。全文如下：
前太守、护军长史、云阳伯长猷为亡父敬造弥勒像一，一躯。郑长猷为母皇甫敬造弥勒像一躯，一躯。郑长猷为亡儿士龙敬造弥勒像一躯，一躯。郑南阳妾陈王女为亡母徐敬造弥勒像一躯。景明二年九月三日诚讫。
从书法的角度来评价，《郑长猷造像记》之书结体方峻，朴拙天真，在《龙门二十品》中别具风神，已遥接南朝《爨（cuàn）宝子碑》与《爨龙颜碑》之意趣。康有为认为《郑长猷造像记》是楷书中最古朴的几种碑刻之一，是隶书向楷书过渡变化时期的代表作品，其在《广艺舟双辑》卷四评云：“真楷之始，滥觞汉末，若《谷朗》《郛休》《爨宝子》《枳阳府君》《灵庙》《鞠彦云》《吊比干》《高植》《巩伏龙》《泰从》《赵褵》《郑长猷造像》，皆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者也。”并称赞其书法“沉着劲重”，或是因此题记结体与书刻多用方笔之故。而近现代书法名家沙孟海先生则持不同观点，他在《略论两晋南北朝的书法》一文中认为：《郑长猷造像记》书刻草率，甚至不是写而是刻，认为其天趣有余，精整不足，宜慎重取法。
关于《郑长猷造像记》的“书”与“刻”的相关问题，至今在书法界仍存在不同的观点。原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宫大中认为，《郑长猷造像记》刊刻无拘无束，字句重复，字形与笔画也不够规范，很可能此题记没有经过书写者“书丹”，是由刻工直接持刀向石刊刻而成的。而书法理论家华人德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并不是刻工直接拿刀刻成的，并提出当时的刻工大部分都不识字，因为在北魏时期，对包含“刻工”在内的“百工”的管理非常严格，他们被要求世传其业，不能读书或入仕。华人德先生因此推断，石窟的功德主即出资人出资后，只需要刻工刻上功德主姓名和祈愿的文字即可，对其书法与刻工工艺优劣并不关心。另外，书刻稚拙、自由天趣的《郑长猷造像记》《贺兰汗造像记》等，都位于古阳洞的洞顶位置，不易刊刻施工，也是造成其粗放、朴拙风格的原因之一。
沙孟海先生又言，虽然像《郑长猷造像记》这些书刻较为粗放的北朝造像题记，不能像康有为评价的那样一律认定为佳作，但这些字体多有天真之妙趣，可以从书法角度取法学习，或可别开生面，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