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年间（公元685年—688年），武则天以《尚书》“垂拱而天下治”中的“垂拱”为年号，表面标榜无为而治，实则通过律法革新、酷吏政治等雷霆手段，重构帝国秩序。这一时期的神都洛阳，既是权力角逐的中心舞台，也是新旧秩序激烈碰撞的缩影。
1 垂拱之治下的律法革新
武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正月，武则天平定徐敬业叛乱后，以“垂拱”为年号颁布《垂拱格》与《垂拱式》，开启立法新篇章。它们作为唐代“律、令、格、式”法律体系中“格”“式”类别的集大成者，其编纂既是对徐敬业叛乱暴露的律法漏洞的应对，也是武则天强化中央权威、为政权更迭奠定法理基础的重要举措，堪称中古政治权力与法律制度互动的典型个案。
《垂拱格》在继承前代立法传统基础上展现鲜明创新性。结构上实行“双轨并行”，分“散颁格”（2卷）与“留司格”（6卷），前者通行全国规范地方行政司法，后者专供中央官署细化职权边界，形成“中央-地方”双层管控网络，既避免律法冲突又提升效率。内容上“损益旧章”，调整律令24条，新增“计帐”“勾帐”等财务规程，填补唐初经济管控空白；《垂拱式》以尚书省二十四司及各府名为篇名，系统化行政细则，史称“条文结构详密”。立法技术上开创“君主主导”模式，武则天亲撰序文阐述立法宗旨，以“制诰”形式赋予其最高法律效力，打破唐代皇帝不直接参与律法编纂的传统，形成“君主序文+官僚编纂”的创新范式。
《垂拱格》在唐代法律演进中具有“承前启后，范式转型”的历史地位。它继承《武德律》12篇体例、《贞观律》“宽简刑政”原则及《永徽格》“留司-散颁”分类体系，是对唐初百年立法经验的系统总结；同时为后世立法提供重要范式，其“计帐”“勾帐”制度为宋代“四柱清册”奠定基础，“双轨制”被《开元格》等继承，“君主序文”模式影响明太祖“御制大诰”。作为政治工具，它削弱关陇集团垄断，提拔寒门官员，使武周影响力渗透州县基层，为“武周革命”铺平道路，体现“法律为政治服务”的本质特征。
武则天以“垂拱”追求“无为而治”，实则通过详密条文实现“有为而治”，揭示唐代法律演进的核心矛盾：既要维护“礼治”传统标榜正统，又需强化皇权充当“治术”。《垂拱格》平衡这一矛盾，通过结构创新提升效率、内容细化强化集权、君主序文彰显权威，标志唐代律法从“奠基”到“成熟”的蜕变，成为中古中国法律制度走向体系化、精细化的里程碑，其“结构详密”“因时立法”的精神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2 垂拱年间的酷吏政治
武则天垂拱年间的酷吏政治是其统治的重要特征。为瓦解李唐宗室与关陇贵族的反抗势力，她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以制度化的恐怖为核心的酷吏政治体系，其选拔与运作机制彰显出精密的权谋设计。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武则天命铸铜为匦（guǐ），形状如四面小舍，各有投书口，可进不可出。四面职能不同：东面名为延恩，适用于有才能者自荐投书；南面名为招谏，用于投诉诸王政治过失，有利于治政者上书；西面名为申冤，供含冤者投书；北面名为通玄，主要接收歌功颂德的文书。铜匦的设置开辟了下情上达更为畅通的渠道，但是很快成为“人才自荐”和诬告的工具。
武则天刻意避开传统士族渠道，通过铜匦从市井无赖与刑狱小吏中发掘“人才”。来俊臣、周兴之流因手段残忍且毫无政治根基，成为理想人选。他们不受道德束缚，唯权力是从。其运作更上升至“理论”高度，他们编造了《罗织经》，把构陷行为从个体经验升华为系统化流程。从无中生有的伪造证据，到以“死猪愁”铁笼、“突地吼”密闭刑具为代表的酷刑逼供，再到肆意株连编织“罗织网”，酷吏集团建立起一套高效的生产冤狱的“流水线”，确保政治清洗的规模与速度。
武则天对李唐贵族发动了血色清洗。这套机制在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对李唐宗室的镇压中发挥到极致。当年，武则天平定越王李贞、琅邪王李冲父子起兵叛乱后，以“谋反”为名对李唐宗室展开大规模清洗，旨在消除改朝换代的阻力。此次清洗由酷吏周兴主导，涉及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室成员，大清洗一直持续到武周开国。
大清洗中，李渊的五个子女被迫自杀，分别是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舒王李元名、鲁王李灵夔及常乐公主；李世民的三个儿子自杀，即越王李贞、纪王李慎、曹王李明；就连李治的四个儿子也被害死，分别是梁王李忠、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废太子李贤。至于李渊、李世民的孙辈，那就更多了！众多亲王面对酷吏的死亡威胁，未及用刑便被迫“自诬”谋反，牵连数千人喋血。
垂拱年间的酷吏政治是武则天在权力过渡期的必要手段，其残酷性虽饱受争议，但有效清除了称帝阻力。这一现象揭示了专制体制下“以恶制恶”的统治逻辑，也为后世提供了权力博弈的典型案例?。
3 北市卖药郎的逆袭
神都有三市，即南市、北市、西市，三市的繁荣，不仅体现在规模与数量上，更体现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与城市功能的提升上，使神都成为全国商业中心。
今东关大街北侧区域，是北市所在地。北市靠近洛河与漕渠，交通便利，主要经营粮食、丝绸、香料、药材等，是南北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龙门石窟中有三个像龛是洛阳北市行业商人出资开凿的，它们是北市丝行像龛、北市香行社像龛、北市彩帛行净土堂，都开凿于武则天时期。
北市还有一批小商小贩，其中有一个名为冯小宝的卖药郎。他卖的是秋斛益母丸，这种药主要由秋梨膏、铁皮石斛、益母草等中药材配制，有养血滋阴、清补五脏、活血化瘀、美容养颜、润肺止咳、延缓衰老之功效。但是，冯小宝给它改了个名字，叫“神仙不老丸”。
北市的南侧是景行坊，千金公主的府邸便在此。千金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八女，名叫李妍，字汐钰。她比唐太宗李世民的年龄要小很多，比唐高宗李治还要小五岁。千金公主有过两段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名叫温挺，是宰相温彦博的次子，担任过延州刺史，不过早卒。千金公主第二任丈夫名叫郑敬玄，是荥阳郡公郑善果之从孙。
唐高宗驾崩后，千金公主李妍为了自保，拜武则天为母亲。《旧唐书》说，武则天很高兴，“改邑号为延安大长公主，加实封，赐姓武氏”，就这样李渊的女儿又成了武则天的女儿。李妍继续“添柴”，让自己的儿子娶武承嗣的女儿。至此，李妍与武则天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内门参问，不限早晚，见则尽欢”。
垂拱元年初，李妍偶食冯小宝的“神仙不老丸”，感觉有奇效，就召见了冯小宝，并把他推荐给了武则天。武则天为其改姓“薛”，与太平公主夫婿薛绍攀亲，并授以白马寺方丈之职，使其获得合法出入宫廷的权力?。
垂拱四年，武则天委派冯小宝主持修建明堂，这一儒家圣物工程耗时仅一年?。明堂的快速竣工强化了“武周革新”的叙事，巩固了其统治权威。工程竣工后，冯小宝获封梁国公，成为武则天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
冯小宝不仅是武则天的私人伴侣，更是其政治实验的重要载体。垂拱年间，武则天通过这一角色完成了对传统权力的解构与重构，为“改唐为周”奠定了舆论与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