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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12日，中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自此开启了中华文脉与人类文明对话共生的崭新篇章。
1987年，长城、北京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成为首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今年7月11日，西夏陵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40年时间，中国智慧持续为全球遗产保护注入新动能，书写了文明传承的中国答卷。
如今，当身着古装的年轻人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定格影像，当夜探庐山的旅客们于云雾中追寻诗人的足迹，“访古寻迹”成了许多人假期旅行的新方式。
可当我们举着相机对准景区门口的“世界文化遗产”标识时，能否真的读懂这枚标识的分量？中国的名胜古迹为何能成为全人类公认的文化瑰宝？回溯中国申遗之路，早期却为何屡遭“水土不服”？《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这本书，就为我们讲述了世界遗产申请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开启这些故事之前，先得厘清“世界遗产”这一概念的由来。世界遗产的概念，诞生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这份公约就像一张“清单”，只收录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文化瑰宝——它们是全人类需要共同守护的精神财富。
想要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不仅要满足《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的十大标准之一，更要过“真实性”和“完整性”两大关卡。
1985年，中国刚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时，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还是以西方标准为核心：西方建筑多为砖石结构，遗迹还保持着“原始形态”；而中国古建以砖木为主，“修旧补旧”是延续其生命力的传统智慧。
这种文明差异，成为早期中国申遗最大的难点。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在采访中提到，西方专家曾认为，木构建筑修缮中更换腐朽木料、修补受损结构，会破坏遗产的“真实性”。为此，中国文物专家每年都要远赴世界遗产大会，一遍遍解释：中国古建的“修”，不是破坏而是守护，目的是让建筑承载的历史信息能继续传承。
与木构建筑的命运类似，由于中国的遗产类型极为多元，涵盖了建筑奇迹、宗教艺术、水利工程等诸多领域，且承载着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许多中华文明“活化石”的价值，都曾因地域的阻隔与文化的差异，难以被国际社会充分知晓。但数十年间，中国申遗团队始终在探索与突破，从首批申遗时的小心翼翼、反复磨合，到如今拥有60项世界遗产，这条道路，既是不断读懂国际规则、打破认知壁垒的过程，也是逐步推广中国的保护理念与实践，体现“中国智慧”的历程。
而在这一历程中，每一处成功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都藏着一段独一无二的故事。
其中，庐山国家公园的申遗历程，就充满了意外与启示。公元3世纪晚期，中原士族因战乱南渡至江西庐山一带，儒释道三家便在此找到了共生之道——西麓的东林寺是佛教净土宗发源地，南麓的简寂观是道教圣地，东麓的白鹿洞书院则是儒家理学摇篮。这些建筑依山而建，将三家的精神内核融入山水布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到了19世纪后期，山顶牯岭别墅群的出现，又为庐山添了一层“中外对话”的印记，这些融合西方建筑风格的别墅，成了近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实物见证。
有趣的是，庐山最初计划申报的是“世界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最终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世界遗产中首个“文化景观”类项目。得知结果时，申遗团队虽有过不解与沮丧，但正是这个“意外”，为后来的申遗工作打开了新思路：世界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古老”与“宏大”，更在于其承载的文化交融故事与独特精神内涵。这种认知的突破，也为后续其他遗产的申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庐山的故事展现了申遗路上的“认知突破”，那么苏州古典园林的申遗历程，则诠释了文化保护中“坚守”的力量。作为世界三大造园体系之一，苏州古典园林历经数千年积累，终于在1997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份荣耀的背后，是六年“手写申遗”的朴素坚持。彼时，电脑尚未普及，了解国际规则的途径有限，申遗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申遗文本全靠手写，一遍遍修改、誊写、完善再打印。
在众多申遗故事中，2023年北京中轴线的成功入选，颠覆了许多人对“世界遗产”的固有认知。不少人曾疑惑：一条看不见的“线”，凭什么可以列入世界遗产？
答案就藏在中轴线独特的价值内核里——它不仅以“左右对称、前后有序”的布局，实现了“中正”“和合”的理想，成为儒家秩序与和谐思想的外在空间表达，也是中国传统城市设计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它并非封存于历史的“古董”，而是仍在生长的活态城市遗产。
这些或曲折或温暖或颠覆认知的申遗故事，之所以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离不开《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的作者团队，其中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主持过鼓浪屿、北京中轴线申遗；长城学家董耀会还原了长城申遗背后的故事；良渚申遗专家团队成员赵晔则带着读者“走进”5000年前的古城，解读它为何被誉为文明圣地……
文化遗产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其价值不仅在于能够“被列入名录”，而且在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断回望与厘清，在对外交流与传播中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与保护它们。
（据《解放日报》 作者：王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