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里，来一碗米线或不翻汤，再就着一个白吉馍，馍里面夹着肥瘦适中的五花肉。这样搭配的美食，是洛阳人百吃不厌的。
一日，我和友人来到丽景门的一家小吃店，吃的又是这样搭配的美食。我们吃得正欢，听到做白吉馍的师傅在自夸：“我打的白吉馍哟，地地道道的，能看到‘虎背金圈菊花心’”。
吃了这么多年白吉馍，我还是首次听到这样生动形象的说法。好奇地去辨认，果然以白吉馍的白为背景，看到深深浅浅的块状花纹，这馍面果真是一只正在奔跑的老虎的脊背啊。馍面上还缠绕着两个圆圈，圆圈略微凸起，火色比别的地方重，这就是金圈了。馍面的正中央，隐约有一团放射状的花纹，这就是一朵菊花的心了。
我们的祖辈，不仅制作美食，还创造了灿烂的美食文化。可见，美食不光在于低着头吃，还在于仰着头想象的美妙啊。
“菊花心”，我反复念叨着，多美的一个词语。没料到，念叨念叨着，一段苦涩的记忆从岁月深处忽的睁开眼，奋蹄扑过来。
我的故乡在豫西。豫西的万安山与伊河滩都适合种红薯，为此，豫西人的胃也就随之被打磨成适合装红薯的胃。
霜降后，出了红薯，大人们坐在红薯堆旁，开始对红薯挑挑拣拣，凡是被镢头和三齿耙子不小心弄出伤的，都要挑出来先吃，或者洗粉做干粉漏粉条用。那些完好的红薯，就像通过层层选拔考试脱颖而出的状元，方有资格进到地窖里，它们是要陪着豫西人的胃过冬的。大人们怕它们热，又怕它们冷。窖口有时敞开，让阳光洒进去，有时捂得严丝合缝，不让狂风乱雪钻进去。大人们最怕的是它们生病，孩子们生病了，可以送到村里的诊所，去抓药去打针，红薯一旦生了病，无处求医，大人们只能望天长叹了。唯一挽救的法子，就是抢在红薯彻底坏掉之前，人和猪都把牙磨得快一些，能多吃就多吃点。
红薯生病有两种，其中一种就是“菊花心”。红薯生了“菊花心”，拿菜刀一截儿一截儿地剁开，切面都是放射状的纹路，的确如一朵菊花心样好看。那时我看着它的模样有些惊喜，估计母亲看着它的模样会想哭。这好看的“菊花心”，是跟我们争吃的来了。
能拿菜刀剁的，病还属于早期。如果剁了剁还剩一截儿，“菊花心”还处在若隐若现的骨朵状，就想着留下来。可待过了夜，再去一看，骨朵绽开了，开得极为妖艳，一疙瘩红薯就彻底死了。不能拿菜刀剁的，就到了睌期，往往软塌塌的，病早已入了膏肓。
弟弟踩着脚窝，下到地窖里，从兜中摸出火柴，“刺拉”划上一根，点着一盏煤油灯或一截蜡烛。他往箩筐里拾红薯，我在上面等着箩筐满了往上拉。只要听到他在深处“哇哇哇”地叫，就知道他又摸到“菊花心”红薯了。
这种病透了的红薯，似乎不甘心死去。它如果不受别的红薯挤压，独自滚在红薯堆的旁边，那它表面还撑着完好时的饱满，但上手一抓却是脓乎乎的一坨，像抓住了一只死老鼠，或者像抓住了玉米秆上貌似玉米穗，内里却裹着一肚子灰的“灰包”，让人撤手都撤不及，弄得满手黏糊糊或灰扑扑的。
“菊花心”，本是一个美好的意象，有着蓬勃的生机。但它开放在不同的地方，给人带来的却是不同的滋味。
那天下着雪，邻居给我送来一兜菜，说是很好吃的菊花心。我打开一看，这不是黄心菜吗？
邻居在郊外租地种菜，已有五年光景，对菜很有研究。我跟着她去看她种的菜，觉得她种菜就是把菜当花侍候着。她说，最像花的，一是生菜，二是菊花心。菊花心也叫黄心菜，是乌塌菜的一种。它生性耐寒，叶片像花朵一样层层叠叠，外围的菜叶绿得发乌，里面的嫩心黄得耀眼。
站在地头望去，菊花心一朵一朵被雪簇拥着，邻居说，它还叫“雪里金花”。
邻居知道的可真多。她让我拔菜，还告诉我，菊花心经霜经雪，和豆腐一起炒或放火锅里煮，都很好吃。我看着那么好看的菊花心，还是舍不得拔。
“菊花心”的意象，是缤纷的。它让我着迷，也让我从中领略到了生活的多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