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又起，院里的石榴树已悄悄缀满了深红的果实。一轮圆月正从东方缓缓爬升，清辉洒在院子里，恍惚间，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故乡。
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日子清苦得像被筛过的麸皮。在秋冬衔接之际，生产队总要给社员们分一份福利，这便是当时5斤才折合1斤粮食的红薯。这东西虽然上不了台面，却让大伙眼巴巴地盼了大半年。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春荒，能在秋风里尝一口红薯的甜香，是那个岁月里最踏实的盼头。
那片给全生产队社员带来香甜的红薯地，就在远离村落的东河滩。深秋时节，这里经常被涨溢的涧河水三面包围着，还遭邻村人惦记，红薯时常被偷挖去一些。为了让社员们的生活变个样，队里便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岭塬的红薯尽可等到冬初再收，唯独这一亩三分地，是专为今天留着的。
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长那一声粗犷的吆喝，撞碎了胡同里积蓄了一夜的静谧：“都去东河滩刨红薯啦——”这是出工的号令，顷刻间，家家户户都动了起来。男人们扛着镢头、铁耙，妇女们挎着箩筐，孩子们则兴奋地揉着睡眼，三三两两，说说笑笑，汇成一股人流，朝着东河滩涌去。
大家散开在一亩多的红薯田里。庄稼汉子们镢头起落之处，带出一嘟噜一嘟噜的红薯；妇女们蹲在地上，利落地擦去红薯上的泥土；孩子们则穿梭在垄沟间，帮着扯断纠缠的薯秧，偶尔拾起一根细嫩的小红薯，用袖子擦擦便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那股生脆的甜蜜，便漾开在嘴角眉梢。
人声、笑声、农具碰撞的叮当声，混杂着泥土的气息，将田野搅得暖意融融。而最热闹的，还数分红薯的时刻。生产队长亲自掌秤，会计在一旁按着花名册记账，一口人10斤，从东到西，依胡同挨家挨户，分得清清楚楚。40多户，200多口人，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剩下的红薯再重新平均分配。就连那些红薯秧子，也分得明明白白，嫩叶和梗可以当菜炒了吃，老秧子则是牛羊的好饲料。秧子按人口分成一堆堆的，人口相同的人家，可以在相同的堆垛里随意挑选。精打细算的李老汉，总是抢在最前头，铁耙指向最大的那一堆高喊：“咱要这一堆！”谁知一耙下去，“咣当”一声，竟撞在底下埋藏着的石头上，耙柄应声断成两截。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李老汉举着半截耙头，装出要追打的样子，爽朗的笑骂声升腾到河滩上空。
当夕阳的余晖散落到西岭上，农家的灶房里，陆续飘出了缕缕的炊烟。母亲将分得的红薯仔细洗净，放进铁制的蒸笼里。
待到那轮又大又圆的月亮，慢慢地爬上了石榴树的枝头，院子里的小桌便摆开了。热腾腾的蒸红薯端上来，蜜一样的糖浆顺着蒂头缓缓流出，粘在手上，是甩不脱的甜。再配上一碗熬得稀糊软烂的玉米糁稀饭，暖胃又醉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说话，母亲指着天上，慈祥地说：“瞧，那月宫里，想必也种着红薯呢。”
如今，宴席上不乏山珍海味，可无论如何，我总难忘当年的红薯香。我渐渐明白，我所深切怀念的，从来不是那时物质的清贫，而是那份如红薯般朴拙的甘甜，是那份在艰苦劳作与简单分享中，人与人之间流淌着的和谐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