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正式开放，洛阳文旅的“历史版图”由原来的隋唐洛阳城一枝独秀，发展到汉魏—隋唐洛阳双城并峙的新阶段。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走进博物馆时，为眼前丰富的馆藏陈列震撼不已。逐馆游览，汉魏历史就像一幅恢宏的画卷，在游客的心中慢慢舒展。人们在感慨汉魏洛阳城辉煌的过往时，或许还不是太清楚，东汉初年光武都洛并不是畅顺无碍的，而是经历过一段定都长安还是定都洛阳的论争。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游览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感受汉魏洛阳城的历史风华。
光武都洛与西土期待
论都之争的兴起与光武都洛有关。光武帝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虽然到了刘秀这一辈，他与关中皇室已经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身上到底是流淌着刘家的血脉，所以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时，他就乘势而起，声称要复兴汉室。经过一番出生入死的浴血奋战后，他成了与陇西隗嚣、蜀汉公孙述并立的三大势力之一。
起兵于南阳的刘秀，势力范围主要在山东（崤山以东）的河南、河北，群众基础特别好。比如在更始帝入都洛阳时，作为司隶校尉的刘秀因其部属衣冠整齐、行进有序，受到洛阳父老的高度认可，史书记载：“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泪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后汉书·光武帝纪》）所以，刘秀称帝后就将都城定在了洛阳。
但这一做法，让西土耆老，也就是关中长安的旧贵族们心生不满。他们觉得刘秀作为刘氏子弟，应当遵照祖宗的制度和惯常的做法，定都在长安才对。这一嫌怨在刘秀定都洛阳的前二十年，并没有被拿到明面上公开讨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其时天下尚未真正统一，刘秀称帝都洛后，一直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才平定公孙述、隗嚣残部，实现帝国的基本统一，因此在朝廷未靖时暂都洛阳，西土耆老也表示能够理解；二是他们觉得光武帝最终会效仿高祖刘邦将都城迁到长安。当年高祖刘邦置酒洛阳南宫时，就曾打算定都于此，只是那时候刚经过楚汉大战，加之战国诸侯残余势力仍尾大不掉，相对于长安的天险之势，四下通达的洛阳不利于防范随时可能兵起的武装势力，因此在娄敬、张良等人的建议下，高祖“即日车驾西都关中”。西土耆老觉得光武帝眼下的处境和高祖当时的情况差不多，所以光武帝最终也会像高祖当年那样“西都关中”。然而这一等就是二十来年，光武帝一点也没有迁都的打算，西土耆老就觉得这事不能再等了，该是要讨论讨论的时候了。
杜笃上奏与迁都难题
最先挑明这件事的是关中京兆杜陵人杜笃。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杜笃给光武帝上了一道奏章，表达了西土耆老要迁都长安的愿望。
这道奏章就是大家熟悉的《论都赋》。杜笃上这道奏章的契机是两年前，即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光武帝巡幸长安，修缮旧京宫室，杜笃便认为光武帝“悽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奏章中主要强调长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土地肥沃，可以据之以自保，并说大汉国运能自高祖延至平帝，共十一代，历载三百，都是因为定都长安的缘故。在肯定长安为“帝王之渊囿，守国之礼器”的同时，这些西土耆老还不忘贬低洛阳，把洛阳蔑称为渟瀯（tíng yíng）之地，渟瀯就是小水塘的意思。至于两周许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往事，那是提也不提一下。
杜笃的这道奏章看似挺聪明的，实际上是给朝廷出了一道难题——怎么回应呢？同意，肯定不行。经过二十来年的建设，都城洛阳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已颇具规模，不可能再大动干戈进行迁都；不同意呢，从舆论上说也不行。因为光武起兵打着的旗号就是要复兴汉室，不在祖上的京城立都，显然就是对刘氏宗室的背叛，这样当初起兵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所以对朝廷来说，这是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怎么办呢？既然同意和不同意都不可行，那干脆就不回应，以沉默的方式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洛阳新贵的反击
朝廷虽不便回应，可洛阳新贵们却看不下去这些整天嚷嚷着要迁都的西土耆老，于是他们针对迁都长安的主张，也写了一些反驳的文章。比如崔骃的《反都赋》、傅毅的《洛都赋》《反都赋》、王景的《金人论》、班固的《两都赋》（分为《东都赋》和《西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其中尤以班固《两都赋》最具影响力。
作为洛阳新贵，班固对新王朝充满无比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从他的父亲班彪说起。当初在光武帝与陇西隗嚣对峙时，处于两者之间的河西窦融就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可以说窦融选择哪一方，哪一方就几乎稳操胜券。在这种背景下，窦融在从事班彪的力劝下与洛阳的光武帝合作，最终奠定了东汉的霸王之业。后来光武帝与窦融谈话，在交谈中得知此事是由班彪极力促成的，于是对班氏好感倍增。班固生于河西，五岁时随父来到新都洛阳，除中间有五年在徐地，班固一直在京城洛阳读书学习生活，后又得为郎以亲近明帝、章帝。所以，班固和像他这样的在新都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洛阳有着深厚都情感，对那些想要迁都长安的西土耆老，他们是无法忍着不去反驳的。
东都新义与后世典范
班固等人的反驳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在西土耆老夸耀长安的背后，看到了长安帝王贵胄的奢靡。比如描述长安宫室华美繁富时写到“隋侯明珠，错落其间”，就是说像随侯珠那样极罕见的夜明珠，也非常普通地点缀在中间。用清代何焯的评论来说，班固的《西都赋》用“穷泰极侈”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了，不管是写田里之饶、宫室之胜还是田猎之乐，都是从“眩曜二字中铺排出来”。二是班固的《东都赋》中承继发展天下之中的都城理念，并赋予其王者无外的新义，正面论述洛阳的仁德、节俭，在与长安奢靡的对比中，凸显了洛阳以天下、以人民为重的建都新理念、治国新思想。
这种建都新理念、治国新思想在班固等人的赋作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顺天应时。光武龙兴是顺应“天人致诛”王莽的呼声的结果，在光武、明帝的实际管理中，也尽量不费劳力，不违农时，比如依照原野地貌开辟池苑，在农闲时节才去进行狩猎，等等。二是行为气度合乎经典。所谓经典主要是指自武帝以来被置于国家意识形态之列的《诗经》《尚书》《仪礼》《易经》《春秋》五部经书，这五部经书主要是以仁德为核心的礼的体现，是对圣王明朝行为经验的总结，因此成了后世帝王揽镜以照、自我规范的经典标准。汉明帝在训练士兵检阅军队时，“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也就是遵循《礼记·王制》《诗经》“风”“雅”篇章所体现的原则行事。此外，他们所欣赏的音乐也是上古圣王之乐，如虞舜时的《韶》、周代的《武》等。一切行事都追求做到符合经典的要求，以达到圣王的标准。三是节俭素朴。君王一方面追求让人民过上欢乐的日子，一方面又害怕人民兴起奢侈的念头不再勤劳耕种，所以君王亲自做出节俭素朴的榜样，比如令后宫去除华丽的服饰，减少自己车驾的排场，不藏玩好，不重珍宝，这样容易做到上行下效，人们都以君王勤俭节约为榜样，从而使整个社会上下达到“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的效果。
班固等人对东都洛阳的描写，既有力地回击了西土耆老的迁都言论，也为东汉王朝的社会建设擘画了一幅美丽的蓝图，随着《两都赋》成为经典，这一建都理念也成了汉魏乃至此后历代王朝营建都城的理想追求，洛阳也由此成了中国都城建设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