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排在首位的是“突出的连续性”。他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说起中国就不得不提被称为“华夏文明曙光”的二里头遗址，作为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它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解“何以中国”的关键，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集中体现。
一、二里头遗址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与大量外来文化在交融碰撞下催生的更加成熟的文明形态，它在陶器谱系、院落式夯土建筑格局、居葬合一的聚落结构等方面均展现出与中原史前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它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二里头先民将发达的制陶技术，与来自东方的礼器传统、西北的冶金术相结合，铸造出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同时他们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青铜礼乐文明，构成了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文化基因。
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礼器——网格纹铜鼎，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鼎，其造型和纹饰风格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材质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它的铸造工艺和礼制功能又对后世青铜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乳钉纹铜爵形态修长，极富美感，被誉为“华夏第一爵”，其制作工艺突破了此前仅能制作小型器物的局限，创造出先进的“复合范”技术，为商周时期青铜器生产工艺的演变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在青铜器制造领域的连续性传承与发展。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国宝级文物——绿松石龙形器更加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它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构成，有着十分具象化的五官，制作精美，栩栩如生，被誉为“华夏第一龙”。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绿松石龙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它象征着当时社会对龙的崇拜，更成为后世华夏儿女文化认同的纽带，充分证明了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二、中华文明连续性贯穿河洛文化发展过程始终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二里头遗址中有着深刻体现，更贯穿于整个河洛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河洛文化中的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承前启后，井然有序，呈现出上下贯通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裴李岗文化的石器、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以及许多史前城址等，展现了河洛地区先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光辉历程。
洛阳作为河洛文化的发源地，先后有夏、商、东周、东汉等多个朝代在此建都，沿洛水自西向东约30公里的范围内，东周王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在地理空间上一字排开，展现出伟大的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河洛地区历史上经过夏商周三代融合，形成了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也成为礼乐文明的创造和发展主体。礼乐文明作为河洛文化的根基，承载着族群认同、祖先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北方少数民族在河洛地区建立政权并主动融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也构成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不断裂的思想基础。
三、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这坚定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传承中华文明、赓续中华文脉的自信与自觉。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价值根基、源头活水和精神依托，既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新时代，我们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开创中华文明发展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更加深厚的文化力量。
（作者分别为洛阳理工学院讲师，洛阳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