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汉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开创格局的伟大时代。从汉魏洛阳城的城市形制到汉魏时期的文化政策与政治实践，无不集中体现了“大一统”思想。
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汉魏洛阳城通过“建中立极”的空间秩序、“胡汉一体”的文化政策及“正统塑造”的政治实践，由地理中心发展为文化政治中心，成为“大一统”思想的物质载体，其影响贯穿汉唐，更通过都城形制的延续，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城市形制上，汉魏洛阳城凭借“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念与礼法正统，通过中轴线与单一宫城制的空间布局，完成王朝正统性的空间建构。曹魏首创的单一宫城制，以太极殿为核心，形成南北中轴线，体现“建中立极”的皇权至上理念。这种形制被后世隋唐长安、洛阳及北宋开封等都城继承，成为大一统政权的范式。
文化上，北魏孝文帝以洛阳为中心推行汉化改革，通过改汉姓、易汉服、通婚姻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鲜卑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强化对“中国”正统的认同。洛阳城内的太学和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将儒家“忠君尊王”思想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
政治上，汉魏洛阳城作为追求疆域一统的核心载体，持续发挥象征正统的作用。北魏迁都洛阳后，通过“寻根炎黄”建构华夏谱系，与南朝争夺正统地位。
隋炀帝在洛阳建东都、开运河，缩短南北交通路程，推动经济文化整合，为隋唐大一统奠定基础。出土官印如“晋归义胡王”金印、“魏匈奴率善仟长”铜印等，表明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的统治日益巩固。
二、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贯穿河洛文化历史脉络
河洛文化以动态融合不断强化“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念和多朝都城的历史积淀，为历代政权实现统一提供依据。
河洛文化构建了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凝聚了共同的信仰认同。“河图洛书”作为中华文明之源，孕育了《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形牙璋，将王权礼器与神权图腾完美结合。绿松石龙形器，印证了龙为华夏共尊的图腾符号，成为皇权与民族统一的象征。被誉为“华夏第一爵”的乳钉纹铜爵，体现了“器以藏礼”的文明法则。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形成维护大一统的宗法伦理体系。孔子入周问礼碑、二程故里等都可见“中和忠孝”的价值共识。
河洛文化为古代中国文字的标准化与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殷商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是汉字早期形态，其象形表意系统为秦朝“书同文”提供了依据，成为维系文化统一的关键载体。东汉洛阳太学是官方教育中心，《熹平石经》为儒家经典提供了标准化文本；魏晋玄学、宋代理学等思想流派在河洛交融，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传统。
河洛文化奠定了中原作为中国古代地理与政治核心的正统地位。东周王城遗址“天子驾六”车马坑，以实物的形式印证了《逸礼》中“天子驾六”的礼制规定。隋唐洛阳城中轴线的“七天建筑”，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皇权至上的政治秩序和“四海归一”的天下观念在空间上的极致体现。
三、新时代传承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贯穿中华五千年历史的脉络，体现于政治、文化、思想等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塑造了中华民族持久的精神凝聚力和内在向心力，是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的根基。这一特性超越地域民族差异，融汇多元文化，构筑共通的价值观与认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弘扬中华文明统一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支撑与强大动力。
（作者为洛阳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