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一个男子踌躇满志地从京师翰林院来到河南洛阳，一路难掩欣喜，他道：“槎一周天十二年，行行山水入中天。便游五岳从嵩始，遥想群书洛自传。”他自述困于翰林院十年，庶吉士一职虽清贵却终日埋首文书之间，自己心中经邦济国的理想无法实现。如今机会终于来了，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驾崩，雍正帝继位。新帝整顿吏治，挑选德行出众之人担任知府。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这个男子被选中出守河南，他便是云南石屏人张汉。后《河南府志》《洛阳县志》对其在任功绩予以肯定，将其列入名宦、循吏之列。
张汉（公元1680年—公元1759年），字月槎，号莪思，张一甲曾孙，张景宿之子，云南省石屏县宝秀镇张本寨村人。他出身于儒宦世家，博学多才，为人刚正不阿。张汉在洛阳任知府的五年间，以清慎勤自励，遍访圣贤遗迹。他看到辖区内古迹名冢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哀叹：“郡中古迹以及名冢，千古不朽，而片石不存。荒冈断陇，表章无人。好古探奇之士为之怅然。”在繁忙的公务之外，张汉对古迹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与修缮，为保护河洛地区的文化遗产做出了不朽贡献。
清廷将地方官员主持修纂地方志及志书质量纳入考核体系，因此官员格外重视修志。加之官员多异地任职，对辖地不甚熟悉，故常以修志为己任，地方志也成为其了解辖区情况的必备资料。张汉到洛阳就任后便开始了修志工作。他沿用康熙《河南府志》体例，历时四年修成《河南府续志》四卷，记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至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共39年事。除了修志书，张汉做得最多的是对古迹进行保护。学者何汉儒曾赞：“有清一代，著力保护洛阳古迹者，当属雍正初河南知府张汉。”
河南府有“龙马负图”“灵龟负书”的胜迹，经过考证，张汉在洛河北岸的长水村（在今洛宁县境内）立“洛出书处”碑，又特地从龙门取石，于文庙戟门外立“河图”“洛书”二碑。召伯是周文王姬昌庶子，曾辅佐周公创下“成康盛世”。由于他常在甘棠树下问政，在其去世后，宜阳百姓不忍砍伐甘棠树，于附近修建召公庙。感念召伯功绩，张汉亲赴宜阳拜谒，同知县郭朝鼎刻立“召伯听政处”碑，撰写《召伯甘棠记》，称其德行：“我苟行仁，即地无甘棠，仁固存也。不然，甘棠亦人世间所在多有之物，而召伯世不少概见。”同为人臣，张汉敬佩东周大夫苌弘的赤胆忠心，多次寻访后，确认苌弘墓位于偃师邙山南，他在此刻石题字，以诗文祭奠苌弘：“贰被忠臣墓，先师访乐人。三年消碧血，万古化青燐。地下追逢比，天中重鬼神。如何西亳路，抔土缺明禋。”这首五言诗句句恳切，充满对苌弘的颂扬之意。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暴雨淹没洛阳伊阙古道，阻断交通，妨碍百姓出行，知县郭朝鼎冒雨修路。为纪念此事，人们在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北岩壁刻“郭公路”三字。张汉也亲自题写“龙门”二字，落款“石屏张汉书”，并作《龙门题壁》诗：“民到于今称，禹功在伊水。两山屹如门，灵壁千寻起。”张汉还为人文初祖伏羲女娲题诗，整修关羽坟冢，又建贾太傅祠，为程氏家族立碑。北宋名相范仲淹墓在洛阳万安山下，张汉召人将其修缮一新，重新刊刻谢氏及范仲淹与三子墓碑，即宋范文正公母秦国太夫人墓碑、宋参知政事范文正公墓碑、宋范文正公长子监簿公墓碑、宋范文正公三子恭献公墓碑、宋范文正公四子朝散大夫侍郎公墓碑，落款“雍正五年菊月，赐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知河南府事张汉志、虞城后裔洛阳县教谕范百顺书”。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曾不远千里赴洛求教老聃。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张汉在洛阳刻立一通石碑纪念此事，上书“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九个大字，该碑被列为第五批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张汉在巩县重建杜工部祠，他在《诗圣全谱序》中记录了此事：“丁未岁，余奉简命出守周南郡。《郡志》公墓在巩……余劝建公祠，置地若干亩，渊等出家所藏谱，自嗣业以来，世世相继，皆可悉。”张汉的诗文风格受到杜甫极大影响，他是诗圣的忠实粉丝。为了表达崇敬之情，他联合杜氏后人修建杜氏宗族祠堂，为祠堂题词：“河当四水之朝宗，观者自难为水。人传后世以其忠，诗集大成谓之圣。”
张汉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位特科翰林，在文学界颇负盛名。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两湖总督吴文熔为石屏书院题联：“临安山水人物甲于通省，而石屏犹为临安之冠。乾隆丙辰，举翰林而入鸿博者，滇南惟张月槎一人。”
张汉不仅文采斐然，而且一生坚守儒家仁义之志，为民造福，但他的官宦生涯并不通达。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特大旱灾侵袭中原，河洛地区一时间饿殍遍野，河南巡抚雅尔图为贪功隐瞒灾情。张汉生性正直，不忍百姓受苦，愤而上《请赈河南荒旱疏》，得罪当权者被污蔑罢官。孙灏在其墓志中道：“在任六年，不阿上，游诬以狥庇属僚，罢郡宦槖，萧然而归。”月槎先生郁郁寡欢地离开了洛阳，然人能污先生一时，却无法阻挡他青史留名。今天洛阳的许多名胜古迹都有张汉之功，这便是最有力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