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之名，始于西周，是天子之学辟雍的别名。从汉武帝创立太学开始，太学便成为汉代国学的定制。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创立洛阳太学，曹魏、西晋、北魏继之，到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洛阳太学绵延了500多年。洛阳太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学，是经学和各种学术研究的中心。
1 洛阳太学的兴衰
东汉伊始，光武中兴。西汉末年逃亡山野的四方学士，无不抱负图书云集京师洛阳，学风为之一振。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离宫八里（即今伊滨区佃庄太学村西北）处创建太学校舍。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建造太学讲堂，长十丈，广三丈。
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在太学附近，始建三雍，即辟雍、名堂、灵台。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三雍建成后，在太学的存废问题上发生了风波。有人认为有了辟雍，就可以取消太学。太尉赵喜主张太学、辟雍并存，维护了太学的独立地位。明帝除亲自到太学视察外，还在太学大会诸儒并亲自讲学。
安帝时，太学校舍破坏严重。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重修太学，扩建240房、1850室，增加入学名额。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太学生逾3万人，直到汉末皆如此。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悉烧洛阳宫殿、官府，洛阳太学也随之化为瓦砾。
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重建洛阳太学。到西晋武帝太康年间，太学生超过3000人。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北方进入十六国混战局面，太学废毁达180年。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诏立太学于洛阳，但是太学校区未建成而孝文帝驾崩。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公元504年），规模宏大的北魏洛阳太学在魏晋太学原址建成，凡三公以下至于卿士的子弟都到太学读书。到北魏分裂，太学也随之被毁。
2 太学的经学教育
太学的教官，称博士，选拔一代鸿儒巨贤充当。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太学生或诸生。
太学主要学习经学，以儒经作为基本教材。经学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用汉代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古文经学是西汉后期发现的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统治者便用经学治世。西汉中期以后，经学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东汉光武帝更加抬高经学的地位，到明帝、章帝时，经学的繁荣昌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皇帝的推崇，学校教材、朝廷选士都以经学为基本内容和衡量标准。学者竞相研究，士子发愤学习。
由于经学的发展和繁荣，说经者各抒己见，不受约束，经传之类的著作连篇累牍，少者数万言，多者数十万言，乃至百万言，虽经问难辩论，但仍不能趋于统一。东汉末年，不仅对经书的解释混乱，经书文字也多谬误，于是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颁定经文标准，于是便有了“熹平石经”的出现。
许慎在洛阳著的《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和训诂之大成。班固的学生马融遍注各经，古文经学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境地，出现压倒今文经学的局面。马融的学生、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又熔今文、古文为一炉，标志着古文经学的胜利和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结束。马融所注的重要经书也就当然地成为后人学习的正统教材。
在曹魏时，经学仍然受到重视，曹魏正始年间曾将古文经传《尚书》《春秋》及《左氏传》以古、篆、隶三种字体刻于石碑之上，史称“正始石经”。
北魏迁都洛阳后，着重汉代经学的继承，研究以训诂、考据为主，恪守传统儒学的核心。经学专宗郑玄、服虔，汉代学者郑玄所注的《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等，以及服虔所注《左氏春秋》，为北方儒生所研习。
北魏专宗两汉经学，在太学等官学中也是以汉儒所注经书为主要教材。玄学在北方不流行，学校中也不学习玄学，如北魏的李业兴与梁武帝讨论经传时，他答只学五经，“素不学玄”。北魏官学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一点和南朝有很大的区别，南朝教育除儒学外，还兼以佛、道、玄。因此，北魏洛阳的实用科学，如地理学、农学都远远超越南方。
3 谶纬学与白虎观会议
谶（chèn）纬学是形成于西汉末年、鼎盛于东汉的儒家神学。所谓“谶”，就是“图谶”，特指一种神学占验书。所谓“纬”，就是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以解经为比附的纬书。
由于光武帝刘秀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图谶的佐助，因此他对谶纬情有独钟，即位之后，即命人校定图谶，利用谶纬来决定一些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情，并于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
谶纬学对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建树均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当时，谶纬被尊为“秘经”，号为“内学”，绝大多数儒生在治经过程中引入谶纬，用它来注释发挥儒家经典，致力于使谶纬与经学融为一体。
对谶纬学一概否定显然是错误的，应该看到和承认纬书的很多可取之处。如《易纬乾凿度》尝言：“《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寥寥数字，将“易”的本质一语道破，实不乏真知灼见。纬书中最有价值的，是它保存了不少战国至汉代的天文学资料。
为了把经文的今古文之争和谶纬学统一起来，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于宫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会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帝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学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这次历史性会议结果的集中体现者，是《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等。《旧唐书·经籍志》说它是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班固撰。实则是班固作为史臣对当时的白虎奏议加以系统整理的结果。
《白虎通义》作为汉代思想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在思想层面，它整合了各派学说，构建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政治层面，它为大一统国家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在文化层面，它保存了丰富的传统资源；在学术层面，它开创了学术讨论的新形式。这些积极意义共同构成了《白虎通义》的历史价值。
4 班彪的两个学生
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东汉著名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班彪来到洛阳，入朝为官，恪尽职守，办事极为得体。班彪学生众多，最著名的是张道陵和王充。
张道陵（公元34年—公元156年），东汉丰县（今江苏徐州丰县）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自幼聪慧过人，七岁便读通《道德经》。后入洛阳太学读书，师从班彪，博通《五经》，天文地理、河洛谶纬之书无不通晓，但常叹息所读之书无法解决生死问题，于是弃儒改学长生之道。张道陵26岁时曾官拜江州(今重庆)令，但不久就辞官隐居到洛阳北邙山中，精思学道。之后张道陵开始云游名山大川、访道求仙。张道陵60岁时，移居四川鹤鸣山。
东汉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张道陵创立道教，尊老子为教祖，奉《老子五千文》为最高经典，并自编《老子想尔注》发挥老子的道家思想，以“道”为最高信仰。其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羽化，时年123岁。张道陵为道教天师派第一代天师，所以在道教中被尊为祖天师。
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人。 王充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后来离乡到京师洛阳就读于太学，师从班彪，常游洛阳市肆读书，勤学强记，过目成诵，博览百家。王充为人不贪富贵，不慕高官，曾做过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因政治主张与上司不合而受贬黜，后罢官还家，专意著述。王充著述虽很多，但最终流传于世的只有《论衡》一书。
《论衡》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同时，《论衡》分析万物的异同，探讨了宇宙运作、传染病起源、农业虫害起源等科学问题。因此，后人称《论衡》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百科全书。《论衡》被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看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科技著作。
《论衡》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作用的。它对后来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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