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到北魏，洛阳作为中原经济中心，工商业发展呈现鲜明特色。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汇集四方商旅，形成“百国千城，莫不欢附”的盛况。洛阳生产的丝绸、瓷器、美酒等精美商品，为其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汉魏洛阳故城，这座千年古都见证了“洛商鼎沸”的宏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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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辐辏汉帝京?
西汉时期，洛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东汉时，都城洛阳是国际性商业都会。《后汉书·桓谭传》云：“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可见当时的洛阳，是“舍本逐末”的富商大贾的逐利之场。
东汉洛阳有金市、马市、粟市、酒市和南市，既有专业市场，也有综合市场。这里工商云集，店铺林立，经营品种无所不包。《后汉书·西域传》说：“商胡贩客，日款塞下。”为方便交易，促进贸易经济发展，洛阳特设胡桃宫、蛮夷邸等接待机构，为来洛经商的胡人提供服务。
胡商售卖的大宗商品是马匹和苏合香、茵墀（chí）香等香料及杂罽（jì）等毛纺织品。苏合香来自西域贵霜帝国，是苏合香树所分泌的树脂。茵墀香来自西域茵墀国，主要用于沐浴，汉灵帝在西园建造了一座裸游馆，洗浴的浴汤，是用茵墀香煮制的。宫娥们洗浴完了，将浴汤放入渠中，故此渠名叫“流香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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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廛千坊耀京华
曹魏西晋时期，都城洛阳规划整齐，街道宽阔，市场繁荣。城内设有多个专门的市场，如金市、马市、羊市等，分别经营不同种类的商品。市场管理规范，交易活跃，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潘岳《闲居赋》称“市廛通商，百族裨贩”，《三都赋》描绘了“万方辐辏，商贾骈阗”之盛况。市场商品种类丰富，既有各种农副产品、手工业品，也有来自西域的珠宝、香料等奢侈品。
《晋书·傅玄传》称“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这些垄断洛阳市场的大商人，他们资本雄厚，经营网络广泛。同时，中小商人也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形成了多层次的商业体系。洛阳的商业繁荣还表现在货币经济的发达上，铜钱流通量增加，信用交易开始出现。
这个时期，洛阳的手工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官营手工业规模庞大，主要生产皇室和官府所需的奢侈品和日用品。其中，丝织业尤为发达，洛阳出产的锦缎、绫罗等高档丝织品享誉全国。金属冶炼和铸造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洛阳成为当时北方地区最重要的金属器皿生产中心。私营手工业同样蓬勃发展，民间工匠在制陶、漆器、木器、皮革等领域都有出色表现。
洛阳酒肆林立，出现了九酝春酒、消肠酒等名酒。社会上饮酒之风很盛，号称“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刘伶等人，皆“纵酒昏酣，遗落世事”。酒肆中，以火烤肉谓之炙，显然是受了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影响。
洛阳作为北方经济中心，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通过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洛阳与关中、河北、江南等地区进行着频繁的物资交流。这种经济联系不仅体现在商品流通上，还表现在人口流动和技术传播方面。许多手工业者来到洛阳谋生，带来了各地的生产技术；洛阳的先进工艺也通过商人传播到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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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京翼翼贾如龙
十六国之乱，对商业造成极大破坏，由于各王朝朝兴夕替，使货币无法流通，故长期以物易物，阻碍了经济发展。北魏孝文帝迁洛后，始造太和五株，通行天下。货币的流通，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洛阳伽蓝记》载，南朝梁武帝使臣陈庆之从洛阳回到梁朝后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
《洛阳伽蓝记》载，洛阳设三市，即大市、小市、四通市。
大市位于西阳门外的白马寺西侧，周回八里，这里商贾云集，货源充足，是洛阳的商业中心。“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在大市的东北，“另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锈，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
洛阳大市中最大的商家是刘宝，他在“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他经商的地域甚广，“舟车所通，人迹所履，莫不商贩焉”。他经营商品种类多，“海内之货，咸萃其庭”。因此，他“产匹铜山，冢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
小市位于东南青阳门外三里的孝义里之东，“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之鱼鳖市”。孝义里北的货殖里，“里有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可见小市主要交易水产品和肉食品。
四通市位于正南的宣阳门外五里，永桥之南，故又称永桥市。四通市由于傍近伊洛，运输便利，“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里也是水产市场，伊洛之鱼，多于此卖。由于吴人坊在此，故鱼价甚贵，俗语说：“洛鲤伊鲂，贵于牛羊。”
四通市附近有四夷馆，其中的金陵馆和归正里，主要是用来安排南朝来归者居住的。燕然馆和归德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漠北民族来归者居住的。这里“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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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辉耀洛阳春
北魏迁都洛阳后，形成了百工列肆的手工业繁荣局面。《魏书·官氏志》详细记载了北魏官营手工业的管理机构。中央设有“少府”，“掌百工技巧之事”；其下分设“尚方”“织染署”“冶令”等专门机构，分别管理不同手工业门类。地方州郡也设有相应的工官，如“作部”“冶官”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营手工业管理体系。
北魏官营手工业实行严格的匠籍制度，《魏书·刑罚志》提到“诸工巧杂户，悉属少府”，表明工匠及其家属被编入专门的户籍，世代相袭，不得改业。这种制度保证了官营手工业有稳定的劳动力来源，但也限制了工匠的人身自由。
《魏书·食货志》记载了北魏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织造机构的情况，“自代郡至洛阳，置织造户千有余家”。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魏书》特别提到“锦绣绫罗，工巧百端”，“其民间工巧，亦为世所重”，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
丝绸之路仍然是中国和中亚、西亚沟通的重要商道。我国的丝织品继续输出到西方，养蚕、缫丝和丝织技术也于这时传到西方。伊朗人很快掌握了这种技术，并织出了具有民族色彩的“波斯锦”并传到中国。
在建筑业，工匠们不仅继承了汉晋传统建筑技术，还融入了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北魏建筑艺术。北魏最杰出的建筑师和全才艺术家是蒋少游。
蒋少游是一名能工巧匠，得到孝文帝的赏识，被提拔为都水使者、将作大匠，成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主要助手。在迁都洛阳前，孝文帝就密令蒋少游制定了汉化冠冕制度、设计了百官服装。同时，孝文帝命他潜入南朝，“摹写宫掖”，完成洛阳的宫城、皇城设计。这一切，为迁都洛阳和汉化改革做好了充足的技术准备。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十月，孝文帝命令蒋少游具体负责洛阳城的建设，同时主持洛阳的造船业。蒋少游还主持建造了“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的静轮天宫、高20余丈的白台、高达千尺的九层佛塔，以及“楼观出云”“重楼起雾”的高级住宅。这些建筑，都具有很高的工程难度和工艺水平。
北魏洛阳的酿酒业极其发达，出现了姜从尚、刘白堕师徒两位酿酒大师，姜从尚的《姜公秘经》《姜公神曲经》是酿酒的经典著作。《姜公秘经》，记载了上古至魏晋酿酒技法精要，融合阴阳五行之道，堪称中华酒文化集大成之作。《姜公神曲经》，系统记载了酒曲制作秘术，体现了北魏时期制曲酿造的巅峰技艺。刘白堕得此两经真传，酿造了洛阳名酒白堕春醪。《洛阳伽蓝记》说：“白堕春醪，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
北魏时期是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最重大的事件，是洛京窑的出现和白瓷的发明。洛京窑是中国最早的瓷器官窑，窑址在洛阳城东北的上高里。洛京窑以烧制青瓷为主，这种青瓷，在北魏宣武帝景陵等洛阳北魏陵墓中多有出土。洛京窑也烧制出了最早的白瓷。白瓷最早的实物，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北魏大市遗址出土的两件北魏白瓷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