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第二展厅，一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象征祥瑞的“大吉”瓦当。旁边的大通柜内，静静躺着一排残缺石块。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块表面刻着隶书文字，历经千年风霜，笔画依然清晰可辨。它们就是该馆最重要的展品——熹平石经残石。
该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馆内展出的熹平石经残石共有15块，均出土于汉魏洛阳城太学遗址。其中一块1980年出土的残石上保留的隶书虽然语义不完整，但能看出是《礼仪·燕礼》中讲述射礼具体规则的段落。
东汉时期，太学生规模曾超三万人，班固、张衡等一代大家皆出于此。熹平石经的刊刻，正是为了满足如此庞大规模学子的学习需求，统一经典文本——当时，儒家典籍成为太学的法定教科书，但长期依赖手抄传播，导致错误频出。为此，文学家兼书法家蔡邕向汉灵帝谏言：将经典刻于石碑，永作定本。汉灵帝采纳了该建议，命蔡邕主持这项浩大工程。
蔡邕在严谨校勘后，亲笔书写20余万字，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及《公羊传》《论语》，刻于46通石碑之上。工程始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历时九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完成，史称“熹平石经”。
石经刻成，矗立于洛阳太学门前，引发巨大轰动。学子们奉石经为唯一标准，纷纷校对手中经书。《后汉书》记载：“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前来观摩、抄写经文的人潮车马，堵塞了洛阳城的街道。
熹平石经还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蔡邕所书隶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字体方正严谨，被尊为“标准的八分隶书”典范。因其风格统一，亦称“一字石经”。它代表了东汉官方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后世书家赞其“用笔方圆兼备，端美雄健”。
熹平石经开创了以刻石公布官方标准经文的先河，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后世历代均效仿这一做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作为中国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熹平石经统一了经典文字，规范了学术传承，更深远地影响了书法艺术的流变与印刷技术的演进，在中华文明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然而，这部文化瑰宝命运多舛。刻成次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焚毁洛阳宫庙，石经首次遭劫。南北朝时，权臣高澄试图将残存石经迁往邺都，途中半数石经坠入黄河。隋唐时期，石经更被大量拆毁挪作建材。最终，石经“十不存一”，珍贵残石流散四方。
西晋重建太学后，依然延续重视文教的传统。晋武帝司马炎秉持“敦礼明化，以庠序为先”的理念。四年间，他三次亲临太学核心礼制建筑——辟雍，并在此主持“乡射礼”“乡饮酒礼”，亲自考查学生。
西晋时所立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之颂碑》（简称辟雍碑），其铭文生动记载了“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的盛况，太学学子中甚至包括西域学子，这足见太学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也反映了汉晋时期国家教育体系的深远影响。
如今，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太学的宏大规模、精神内涵，以及熹平石经在其中的核心地位，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精心复原了两大关键展品：熹平石经等比例复原碑和辟雍碑复制品。它们与熹平石经残石、太学建筑构件“大吉”瓦当一起，共同构成了立体的展陈空间，生动再现了古代最高学府太学的学术规范、礼制空间与文化盛况。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来闪闪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