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洛阳城是公元1世纪到公元6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都城之一，该城始建于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相继以其为都，建城史达1600年，建都史约600年。朝代更替和封建王权统治扩张，促使其空间格局不断发展变化，“建中立极”都城形制在此形成和发展，并影响后世。
1 东汉都城轴线的萌芽与聚合
东汉对洛阳城的营建是从宫城开始的。《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东汉在已有南宫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建。永平三年（公元60年），明帝又修筑了北宫，完善了两宫相望的宫室格局。南宫和北宫均分东宫和西宫，东宫为朝殿宫院，西宫为帝后寝殿宫院。东汉时期天子居南宫或者北宫没有定制，以光武帝扩建的南宫为尊。南宫东宫自南向北，端门、前殿、玉殿堂、乐成门、乐成殿、灵台殿和云台一线分布，形成以东宫为核心的宫城政治轴线。北宫则以西宫南北中线为宫城轴线，端门、章德殿、德阳殿、崇贤门一线排列，德阳殿为北宫之最尊者。此时宫城轴线虽尚未贯穿南北，但南北宫通过主要宫殿间的双层廊道形成连接，宫城轴线错位聚合。相较于西汉长安城未央、长乐、明光、北宫和桂宫等多宫分立的离散型宫城格局，东汉都城确立两宫制的都城范式，呈现双宫城轴线和宫殿的对称布局，是从先秦多宫制向魏晋单一宫制转变的过渡形态，是宫室制度上的创举。
光武帝重点营建了以南宫前殿、平城门、南郊坛等为节点的都城轴线。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九月开平城门，平城门为宫门之最尊。平城门北对南宫轴线，门外的南北郊路成为南宫轴线的外延。城外沿南北大道两侧修建明堂、辟雍、灵台，用以祭祀祖先、社稷及观测天象，后世称之“三雍”。灵台位于明堂西侧，辟雍在明堂东侧。沿“三雍”向南，在城南七里处修建南郊坛，南对万安山，形成道路通达的礼制轴线。
东汉洛阳城的轴线实践在“建中立极”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意义。其通过两宫复道维系权力平衡，借城之南北礼制轴线建构天命话语，形成独具特色的轴线错位聚合模式。这种既恪守周礼框架又突破理想范式的空间智慧，不仅为魏晋洛阳城以单宫单极中轴为特征的“建中立极”都城形制奠定了基础，更揭示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核心逻辑，即在动态平衡中强化政治合法性，通过空间形制的制度弹性化解正统性建构与资源约束的矛盾。这种突破地理意义的“中”，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权利秩序的政治集权化表达。
2 魏晋时期“建中立极”的空间重构
“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空间政治学在魏晋时期获得突破性发展。曹魏迁都洛阳后，参照邺城的规划经验，在东汉旧都上重新布局。重建的洛阳城空间结构更加注重轴线对称和中心化理念，形成了“建中立极”的都城制度。
曹魏确立了单一宫城，完成了从两宫制向单一宫制的转型。曹魏时期将宫殿集中于城北的宫城内，名之以“洛阳宫”。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二月，魏文帝曹丕“初营洛阳宫”。不同于东汉时期的两宫制，曹魏新建宫城居北居中，构建起皇权更为集中的新型政治空间秩序。《水经注》记载，魏明帝改雉门为阊阖门。2002年在北魏宫城正门阊阖门宫墙基础下层发现更早期的夯土墙遗迹，确定了该门址就是曹魏初期新修洛阳宫时建造的宫城正门阊阖门，这是对曹魏时期形成单一宫制的进一步确认。宫城正门名之以阊阖门，门前东、西两侧修筑了高大双阙。作为宫城门户和南北轴线上的重要节点，阊阖门是举行帝王登基仪式、四方外夷朝贡觐见的朝仪之地。独特的殿堂式建筑和高大的门阙展示出彰显皇家威仪的政治需要，“若且先成阊阖之象魏，使足用列远人之朝贡者”。阊阖门前左右双阙是迄今发掘到的最早的宫城门阙，这种宫城正门的双阙形制成为后世宫城城门双阙形制的历史源头，北齐邺南城的朱明门、隋唐洛阳城的应天门以及明清北京故宫的午门等皆继承和发展了阊阖门的双阙制度。
魏明帝所建太极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太极殿，一直沿用到北周，此后历代宫城正殿以太极命名即始于此。“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三国志》记载“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太极殿是由主殿、东堂、西堂及宫门等组成的建筑群宫院，处于都城南北轴线的核心，面积达182.4亩。除西晋、北魏洛阳城承继之外，东晋建康城、北齐邺南城、北周长安城、唐长安城等皆以太极殿为宫城正殿。这种以“太极”命名宫室正殿的制度，也对东亚都城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日本藤原宫、平城宫内皆有以“大极”命名的宫殿。
魏明帝于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将用于祭天的圜丘往南迁移到委粟山脚下（今万安山禹宿谷堆），延长了都城轴线的长度，构成了以太极殿为核心的南北中轴线，是为“建中立极”。经宫城正门阊阖门向北至止车门，经端门进太极殿宫院。宫外御道铜驼大街从宫门阊阖门经内城宣阳门过城南五里洛水浮桥到“三雍”礼制建筑群及至圜丘，主干道南北通达。相较于东汉南北宫之间的错位轴线，该南北中轴线直线度显著提升。
3 北魏时期空间格局的最终定型
孝文帝为全面厉行汉化，完成统一南方大计，放弃邺城而选择洛阳作为新都。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高祖从平城迁都洛阳。“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壬辰，帝临太极殿，谕在代君臣以迁移之路”。北魏是在曹魏都城故基上重新修建都城的，以营国制度为规划蓝本，借鉴魏晋洛阳城、“江左、河西及平城故都”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加以创新，营缮了一座融合鲜卑政权特性与中原礼法传统的洛阳新城。北魏洛阳城在继承汉晋旧制基础上创建几何中轴线，形成“民族交融”的都城空间范式。
增筑外郭城。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至此，洛阳形成了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圈结构，规模达到历史之最。《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都城四至边界的确定为以太极殿为基点的城市中轴线奠定了空间范围。
北魏在都城空间上进一步强化了太极殿的中心位置，形成以“阊阖门—太极殿”为几何中心的都城中轴线。根据钱国祥先生的研究，太极殿至阊阖门之间轴线两侧都城是等距修建，均大约4900米。刘庆柱先生也认为“目前考古发现宫城在都城之内‘择中’而建者，以北魏洛阳城最早”。孝文帝“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在曹魏都城旧址上修太极殿。孝文帝在原曹魏委粟山旧址上重建圜丘，位于中轴线偏西位置。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宣武帝将圜丘从委粟山迁移至伊水北岸（今王圪垱村）后，实现了太极殿和圜丘的南北正对关系。
北魏洛阳城的“建中立极”不仅是物质空间的重组，更是文化认同与政治秩序的重构。通过沿中轴线设置皇家寺院永宁寺、规划四夷馆四夷里，将鲜卑传统、佛教元素与中原礼制创造性融合，北魏统治者实现了从“草原可汗”到“中原天子”的身份转换。陈寅恪先生认为“夫北魏洛都新制其所以殊异于前代旧规之故，虽不易确知，然东魏邺都南城及隋代大兴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
汉魏洛阳城从东汉都城轴线的探索和萌芽，曹魏“建中立极”的关键转型，到北魏极致中轴线的天下宣言，每一次都城空间重构都是对“中国何以中国”的重新诠释。都城的空间演变不仅是物质形态的更新，更是中华文明政治理念与文化认同的空间结晶。其围绕城市中轴线编织的都城网络，不仅塑造了古代城市规划中强化“中”和“极”理念的空间基因，更在文明交融中证明“建中立极”不是仅侧重于地理意义上的绝对中心，而是在于不断拓展中华文化认同的向心力，启示我们如何通过物质环境建构文明认同，亦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历史空间叙事提供了深层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