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伯乐（春秋时善相马者）？还是先有千里马？唐代文学家韩愈《马说》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此文一出，盖棺论定。韩愈此说富含哲理，因为没有伯乐的赏识，千里马纵然形如疾风、快如闪电，也不过驾车拉犁一畜力，安能驰骋于万里疆场！世人之所以有此争论，实质是对先有明君还是先有人才的探讨。事实当然是先有明君后有人才：没有商汤王的赏识，伊尹不过莘地一厨人；没有周文王的赏识，姜尚不过渭水一钓翁。
治国理政需要大量官员，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看，官员来源大致有世袭致仕、科举选拔、战功擢升、贡献赏赐等正经途径，当然也有不少买官卖官等歪门邪道。除此，社会上还遗留有大量“贤能”，尤其是社会最底层，才能卓越但久不得志的“翘楚”大有人在，他们一旦得到明君赏识将会如鱼得水，大放光彩。所以，先有明君后有人才，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资治通鉴》对重用社会底层人才的叙述异常精彩，尤其是对唐朝三例“百姓擢升将相”史实的叙述，最具启迪意义。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六月，天下大旱，太宗诏令文武百官畅言得失。中郎将常何乃一介武夫，“不知所言”，客居常何家里的茌平（今山东茌平县）人马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太宗览之，“怪其能，以问何”，常何如实禀报：“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太宗立刻召见马周，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次）”。马周谒见太宗，太宗“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官至中书令。太宗“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九月，熊津（高丽国地名）都督刘仁愿至京师。高宗李治问曰：“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刘仁愿如实答曰：“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所及也。”刘仁轨原为青州刺史，因督运海船发生倾覆事故被撤职，以白衣之身从军自效赎罪。高宗连升刘仁轨六级官阶，任命为带方州刺史。宰相上官仪赞曰：“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十二月，侍御史张循宪任河东采访使，有疑难事无法决断，于是问近侍：“此有佳客（杰出人才）可与议事者乎？”近侍曰：“前平乡（今河北平乡县）尉张嘉贞有异才。”张循宪召见张嘉贞“询以事”，张嘉贞为条析理分，无丝毫含糊；张循宪又请代写奏疏，“皆意所未及”。张循宪回京，武则天“善其奏”，张循宪如实禀报疏文为张嘉贞所书，并请求将自己的侍御史职务授给张嘉贞。武则天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邪！”在内殿召见张嘉贞，“与语，大悦”，即拜监察御史，又拜宰相；擢张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
马周、刘仁轨、张嘉贞，都因贤臣举荐而得君王赏识，才得以位居将相，建功立业；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他们纵有鸿鹄之志，又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