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伯对自己的生父周贻能，更是侍奉唯谨，挚爱至深。在严酷的对敌斗争时期，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时间孝欢慈亲、奉承于膝下，但只要有与七爷爷见面的机会，哪怕一时半刻，也要力争当面请安问候，随侍在侧。20世纪20年代以后，我家居上海、南京、扬州、镇江等地，七爷爷大都住我家中。七伯在从事地下斗争时，多次冒着被敌人跟踪追捕的风险，秘密来家看望生父。
我六七岁时，在扬州、镇江曾与七爷爷短暂相处，还记得他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忠厚长者，非常和蔼可亲，时常同我聊天，把七伯儿时和青年时代勤奋读书、立志救国、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卖国政府、领导地下斗争，以及尊敬、孝顺父母的情景，当故事讲给我听。
“七七事变”后，七伯赴重庆工作，稍稍安定下来，立即把七爷爷和七妈的母亲接到身边，与七妈一起悉心照料。由于重庆气候潮湿，七爷爷身体不是很适应，在1942年7月下旬不幸病故，终年六十八岁。七伯当时正住院手术，生父去世的消息开始没敢告诉他，三天后他才得知噩耗。当时在场的童小鹏（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说：“从未见过你七伯这样伤心、激动，他听到消息，顿时跌坐在地，痛哭失声，严厉地指责你伯母：‘老爷子去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谁无父母，何从报恩！’”尽管手术后没有痊愈，他仍彻夜未眠为父亲守灵。
我们的这位七爷爷，一生偃蹇不得志，但他为人忠厚善良，任事勤勉，甘守清贫，不事逢迎。在七伯身上，我看到了七爷爷的影子。
（摘自书中第一章，有删节。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