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辛未（初八），朝廷任命礼部尚书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有知人之明，初为吏部侍郎，进士王勮、咸阳尉苏味道皆未成名，初次见面就断定：“二位以后会担任掌管铨选官吏的职务。”
是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皆以文章享誉天下，世人皆以为前途无量。而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稍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后来王勃渡海落水死，杨炯终于盈川令，卢照邻恶疾不愈赴水死，骆宾王谋反被杀（一说失踪）；而王勮、苏味道皆任典选之官。裴行俭为将帅，所用程务挺、张虔勖、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祚等将佐，后多为名将。
裴行俭不是算命先生，更不是神仙，何以“知人”如此精准！应该说他预测人的前途命运，是根据一个人的德行、学识、气质、性格、格局、体魄等方面素养，综合考量后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偏重于个别方面，更不是只看表面现象，尤其是德行和格局，决定着一个人在仕途上能走多远。知人善任关乎朝政得失、国家兴衰，用对了人可能扭转乾坤，国泰民安；用错了人可能丧师辱国，百姓遭殃。这个规律贯穿于历朝历代，发人深省的史例不胜枚举。《资治通鉴》记载有数十起这样的史例，其中两例最具警诫意义。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任用越巂太守马谡为先锋，被魏将张郃所败，断送了大好局面。诸葛亮重用马谡，是因为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南伐时曾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收到奇效。这说明马谡属于张良之类的军师之才，而非韩信之类的将帅之才，刘备临终时曾叮嘱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诸葛亮不以为然，让其指挥千军万马决战疆场，结果“（马谡）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这是诸葛亮舍马谡所长、用其所短、不“知人”未“善任”造成的失误。
武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九月，武则天问狄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对曰：“未知陛下欲何所用之？”武则天曰：“欲用为将相。”对曰：“必欲取卓荦奇才，则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武则天“擢柬之为洛州司马”。过了数日，又问狄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武则天又擢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后用为宰相，“时年且八十矣”。狄仁杰一而再、再而三地举荐张柬之为宰相，是因为他最大的政治抱负乃恢复李唐天下，而武则天执掌朝政近五十年，年轻官僚只知有武周，不知有李唐，只有像张柬之这样的老臣才会对李唐天下怀有感情，帮助自己实现夙愿。果然，狄仁杰去世五年后，张柬之发动宫廷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恢复了李唐天下。这是狄仁杰“知人”而“善任”的“杰作”，是他人生画卷最精彩的一笔。
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如果不“知人”，就说不上“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