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太宗令右仆射（宰相）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质问原因，封德彝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责之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朝代借用的人才吗？应当责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安可诬一世之人耶！”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唐太宗“君子用人如器”之说，道出了用人上的一个基本方法。大凡器物，都有特定的用途，如缸是盛水的，瓮是盛酒的，瓶是盛醋的；耕地要用犁，打铁要用锤，割麦要用镰，用错了地方就会耽误事。用人亦如此，每个人都有擅长之处，舍弃所长，用其所短，难免出现卯榫不对称的尴尬：孔子文章名满天下，让他种地肯定不如农夫；鲁班木作工艺精巧无比，让他酿酒肯定不如杜康。春秋时，齐景公问国相晏婴：“古之莅国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婴对曰：“人不同能，任之以一样的事情，不可以要求他们普遍都做好。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世上没有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之人，关键是要洞察一个人最擅长的能力，用到最恰当最需要的地方，“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也。《资治通鉴》对“用人如器”史料的选择，反映了司马光在这一问题上的鲜明态度。
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十六国之一后秦政权割据中原一带。正月某日，后秦皇帝姚兴命群臣“搜举贤才”。右仆射（宰相）梁喜曰：“臣累受诏而未得其人，可谓世之乏才。”姚兴斥之曰：“自古帝王之兴，从不曾在古人的行列中借取宰相，也不曾在将来出生的人中选拔大将，他们都是随时随地选任当世才俊，却也都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卿自识拔不明，岂得远诬四海乎？”群臣皆佩服姚兴之论，选贤任能成为时尚。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诸州刺史多任用武将，大都不称职。十二月，治书侍御史柳彧上书朝廷曰：“昔汉光武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这些将军都没有担任职务。我拜读陛下诏书，看见任命上柱国和千子为杞州刺史。和千子之前任赵州刺史时，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枯老稻禾不及早割去，稻种脱落就会使良田荒芜）。’和千子的长处是骑马射箭、攻城略地，至于治理民政则不擅长。如果朝廷优礼他，自可多赏赐金帛钱财；如果让他出任刺史，则会误事扰民。”隋文帝赞成柳彧的见解，免了和千子的杞州刺史官职，但给予优礼待遇。
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三月，某日。高宗李治责备“侍臣不进贤，众莫敢对”，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对曰：“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近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便指责为结党营私，滞淹的贤者尚未得到进用，在位的人先已获罪，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李治深以为然。这件事证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优秀人才往往会受到某些居心叵测者的嫉妒陷害，所以任用贤者要“推至诚以待之”，不为闲言碎语所惑。
用人如用器，是治国理政的一门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