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六月，前秦国主苻健患病卧床不起。甲申（十四日），苻健召唤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右仆射段纯、吏部尚书辛牢等受遗诏辅政，又密谓太子苻生曰：“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苻生即位不足两年，便杀光了这八名顾命大臣，朝政大乱，族人苻坚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弑苻生，篡夺皇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此事道：“顾命大臣，所以辅导嗣子，为之羽翼也。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无毙乎！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
《吕氏春秋》记载有一个用人勿疑的著名故事。春秋末，孔子弟子宓子贱被鲁国国君任命为单父县（今山东单县）县令，辞行时请求国君“近吏二人”同往。到了单父，宓子贱“令吏二人书（书写文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二吏委屈地向鲁君申诉，鲁君长叹道：“宓子贱是用这种方式劝谏我不要干预他啊！”遂派人告诉宓子贱：“从今往后单父归你所有，政事由你决断，五年后报告施政之要。”三年后单父大治，“掣肘”一词也由此传播于世。
如果梳理一下中国历史进程，会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即凡是明君贤臣在用人上都是信任放权，而昏君佞臣对属下则都是猜忌打压，其结果自然是冰炭迥异。
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王使右丞相甘茂约魏以伐韩，甘茂令助手向寿奏报秦王：“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秦王迎甘茂于息壤（地名）问其故，甘茂曰：“宜阳大县，其实郡也，攻之难。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其母织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秦王曰：“寡人弗听也，请与子盟！”乃盟于息壤。次年，“甘茂攻宜阳，五月而不拔”，左丞相樗里疾等人果然指责甘茂。秦王召甘茂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息壤还在那里）。”秦王醒悟，“起兵以佐甘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阳”。
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七月，丞相、尚书令、大冢宰宇文泰执掌朝政，任命侍中宇文测为大都督、兼管汾州（今山西隰县）事务。汾州与东魏接壤，东魏百姓经常越境偷抢财物，宇文测“擒获之，命解缚，引与相见，为设酒肴，待以客礼，并给粮食，卫送出境。东魏人大惭，不复为寇，汾、晋之间遂相通吊，时论称之”。有人告发“宇文测交通境外者”，宇文泰怒道：“测为我安边，我知其志，何得间我骨肉！”命斩之。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太宗李世民亲率大军伐高丽，命宰相房玄龄留守，“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有个人到留守处声称“有密谋”，房玄龄问：“何人？”答道：“公则是也。”房玄龄为避嫌疑，把此人送到太宗行宫处置。太宗“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告谁？”答曰：“房玄龄。”太宗曰：“果然。”叱令腰斩；又下玺书责备房玄龄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用人不疑的关键是将心比心，以诚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