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5年，隋炀帝下诏开凿通济渠，隋唐大运河拉开了序幕，5年后，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正式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繁华热闹的南市、南来北往的商贾，以及天津桥、回洛仓、含嘉仓……它们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大运河文化，同时也见证了那段辉煌的历史。
隋唐大运河“一撇一捺”之间，究竟藏着多少历史烟云？带着许多未解之谜，我实地走访了千年运河在洛阳留下的几处遗迹，那一处处遗产和昔日千帆竞渡、流淌在云帆波光里的壮阔景象，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
可以说，隋唐大运河对洛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隋唐大运河，就没有东都洛阳的繁华，隋唐大运河不仅为洛阳增光添彩，也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大动脉；反之，若没有东都洛阳的桥梁和枢纽地位，隋唐大运河也将黯然失色。一次，我随意翻阅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双申遗纪实》，看到书中世界遗产委员会有一段对中国大运河的评价：“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大运河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是大运河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拨开历史的云烟，我的思绪穿越到公元604年，那是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不久。在洛阳的一次巡游，他认为洛阳是帝王建都的理想之地。于是，次年三月，他下令征用200万民夫开始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新址就选在“东去故城一十八里”，即汉魏洛阳城西18里处。
明代陈建在《建都论》中评论古今天下大都会，认为古人建都最看重三点：一是形势险固，二是漕运便利，三是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他最推崇的建都之地便是洛阳。
隋朝的宇文恺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建筑大师，他根据洛阳山川、河流的自然条件，集政治、经济、对外交通和观赏于一体，把东都洛阳城规划设计得十分宏大。从605年三月到次年正月，宇文恺只用了短短10个月的时间，就将新都建成了。
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北方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两京和边防军所需的粮食相当多，需要江南地区供应。而陆路运输速度慢、运量小、运费大，无法满足两京及军务的需求。为巩固国家统一，有效控制江南地区，掌控调配江南富庶地区的物资，在营建东都的同时，隋炀帝正式下令“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拉开了兴修南北大运河的序幕。当时，洛水在西苑内的上阳之南弥漫东流，宇文恺就“筑斜堤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然后，他又引洛水从城中流过，将洛阳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唐代时期的政治家、地理学家李吉甫称其为“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
洛阳水运自古发达。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开凿大运河，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漕运，即国家从水道运输粮食，供应京城或接济军需。通济渠西段就借用了汉魏洛阳城的阳渠故道。漕粮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运来，也给都城里的君臣百姓吃了定心丸。“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是杜甫诗中描绘的开元盛世，而这样的富足景象，也是隋唐大运河历史功绩的一种印证。国家粮仓设在洛阳，江南等地的漕粮大量运来，运河上终日漕船往来，千里不绝。到武周时期，洛阳城中的北市一带已是“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河道拥堵十分严重。公元701年，武则天下令引漕渠，开新潭，“安置诸州租船”。新潭与北市相接，距国家粮仓含嘉仓不远，各地租船停靠在这里，无论是运粮还是贸易，都十分便利。
据史书记载，大运河开通后，“船车贾贩、周于四方”，江南的粮棉、海外的珍玩以及来自国内外的使者、商贾、游人无不以洛阳为首要目的地。与陆路相比，水路是最难设障因而也是最难改变的交通航线。这也大大改善了中国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
回首过往，通济渠曾有过千帆望尽的舟船，也有过千百度众人追寻的风光。而在今天，它安详得就像一位见惯世道兴衰而不惊不喜、从容淡泊的隐者，它连着地气，张望着天空，带领你一起去体认着那份宽阔、坦荡、从容和深邃。我一次次穿越在现实与历史之间，面对着清澈美丽的河水，绵延而凝重，巧思而奇绝，就像一部百读不厌的书。
千年运河也见证了古都洛阳的沧桑变迁。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对洛阳成为曾经的政治中心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推动交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洛阳城经济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造就了独特的洛阳文化。隋唐大运河曾经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设工程。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成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也成为沟通亚洲内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大运河的通航还促进了沿岸地区城镇和工商业的发展。历代王朝对运河不断疏浚和改造，使它持续发挥着贯通南北动脉的作用，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当然，开凿隋唐大运河，既是隋炀帝非凡的政绩，也是隋炀帝的暴政。它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也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得千百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数民夫死于大运河工地，劳动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一河越古今，一脉传千年。”站在昔日的通济渠畔，清澄的河水穿城而过，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洛水泱泱，奔向远方。千百年来，洛河岸边曾经伫立过多少身影，又有多少人发思古之忧情。伫立岸边，风儿轻轻吹拂着我的脸颊，我的思绪也张开了翅膀。隋炀帝倾其国力开挖大运河，后人一直颇有争议，有“贪恋广陵美景”之说，有“搜刮江南财富”之说，有“耀兵江南、挖掉王气”之说，也有“攻打高丽”之说，等等。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铭》中曾说过“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并在《汴河怀古》诗中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了隋炀帝的过失，既批评了开凿运河繁重的赋役，又肯定了开凿工程的牺牲与贡献。诗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