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报业集团记者 白帆
从李荣浩与单依纯的演出版权纠纷，到《跳楼机》创作者被指“分文未得”，再到汪峰与旭日阳刚、汪苏泷与张碧晨的过往争议交织，演艺圈版权问题历经数十年，始终如影随形。这些跨越不同时期的案例，既暴露了行业版权意识的参差，更折射出资本博弈、规则模糊、维权艰难等深层症结。为何小小的版权问题，能成为演艺圈久治不愈的顽疾？
李荣浩VS单依纯：
一场被拒绝的“即兴演唱”
3月29日，歌手李荣浩公开控诉单依纯在深圳个人演唱会上，未经授权且在被明确拒绝后，仍强行演唱其作品《李白》，直指其构成商业演出侵权。随后，单依纯两次公开道歉，称此次纠纷系主办方未落实授权所致，自身愿承担全部责任，李荣浩则表示放弃赔偿要求，但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这场纠纷的核心，在于商业演出中“授权确认”的基本流程缺失。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演唱会主办方通常负责版权授权对接，艺人团队需核实授权文件完整性，但此次单依纯团队未严格履行核实义务，即便知晓李荣浩曾拒绝授权，仍未重新沟通确认，最终导致侵权事实成立。这并非个例，近年来商业演出中“未授权演唱”事件频发，演出方对版权规则的漠视，成为版权纠纷的高频导火索。
《跳楼机》
巨额收益，主创靠边站？
2026年3月底，音乐人LBI利比发布长文，引发行业震动，其创作并演唱的歌曲《跳楼机》全球播放量超18亿，仅2025年5月，该歌曲相关收益就达4000万元，涵盖流媒体分成、海外发行、演出授权等多个板块。但作为词曲创作者与原唱的他，却未获得任何分成，反而被所属公司告知放弃相关权益主张。
无独有偶，此类“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创作者分文未得”的现象，在独立音乐领域屡见不鲜。不少独立音乐人都曾遭遇经纪公司或平台截留收益，其中部分公司通过签订霸王合同，规避版权分成约定，或模糊收益计算口径，最终让创作者沦为“工具人”。
从《春天里》到《年轮》
版权争议的延续
早年间，汪峰与旭日阳刚的《春天里》禁唱令，曾成为中国乐坛版权意识觉醒的重要节点。2011年，旭日阳刚凭借翻唱《春天里》走红，商演报价飙升至单场30万元，累计获利超千万元，却未向汪峰支付任何版权费用。在前期无偿授权、提供支持后，汪峰最终发出禁唱令，引发全网争议。但汪峰在长文中明确表示，反对的并非草根翻唱，而是将原创作品作为商业牟利工具，这一观点也让公众首次清晰认知“唱得好≠拥有版权”的基本常识。
而汪苏泷与张碧晨的《年轮》争议，则暴露了行业规则与法律界定的鸿沟。2025年，博主“旺仔小乔”称“《年轮》原唱不是汪苏泷”，引发双方粉丝对立，最终汪苏泷方收回歌曲授权，张碧晨方则强调自身是“法律与行业意义上的唯一原唱”。事实上，《年轮》词曲、编曲均由汪苏泷创作，张碧晨仅拥有歌曲表演者权利，核心著作权归属清晰。但行业内“原唱”概念的模糊界定，加上授权合约条款表述不严谨，最终让这首经典作品陷入舆论漩涡。
新闻知多D
版权破局的障碍：认知、规则、成本
①认知盲区：
版权常识缺失，侵权行为“无意识”发生
“很多人觉得‘唱得好就行’，根本不清楚版权包含哪些权利。”业内人士表示，演艺圈普遍存在版权认知误区，这是侵权行为频发的核心诱因之一。部分人认为“非盈利翻唱不侵权”“即兴演唱无需授权”“通过音著协报备即可无视作者意愿”，这些错误认知，让版权侵权从“故意为之”变成“无意识犯错”，严重阻碍了版权尊重的落地。
②规则模糊：
授权机制混乱，权利边界不清晰
目前，演艺圈版权授权机制存在诸多漏洞，不同主体对核心概念的解读不一，进一步加剧了纠纷频发。
一方面，“原唱”“独家授权”等行业核心概念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导致平台、演出方、创作者各执一词；另一方面，商业演出版权授权流程不规范，“谁来申请、向谁申请、授权范围、使用期限”等关键信息往往缺乏清晰约定，口头沟通、无书面文件的情况频发。此外，词曲著作权、表演者权、录音制作者权边界模糊，也让版权纠纷的处理面临诸多难题。
③维权艰难：
成本高、赔偿低，创作者“不敢告”
“维权一年，耗光三年积蓄”，这是很多创作者维权的真实写照。版权维权需要固定证据、走法律程序，耗时耗力，对于收入本就不稳定的创作者而言，往往难以承担。
同时，即便维权成功，最终判决的赔偿金额也往往低于侵权方的商业收益，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李荣浩与单依纯的纠纷终会落幕，LBI利比的维权之路仍需前行，但这些争议带来的反思，不应随事件平息而消散。演艺圈的版权问题，关乎行业的长远发展，更关乎原创动力的存续。唯有打破认知盲区、遏制资本贪婪、完善规则体系、降低维权成本，才能让版权真正成为保护原创的坚盾，让创作者安心创作，让演艺圈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