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特区报记者 周雨萌
“深圳市级科技研发资金30%多的钱投入基础研究，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科技有如此高的热情。”9月19日，以“聚焦原创 突破边界”为主题的第六届新基石502论坛在南方科技大学开幕，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以《识变以谋远，聚才以强基》为题发表演讲，过程中他对深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坚定投入给予充分肯定。
本届论坛上，韩启德、薛其坤、潘建伟、施一公等两院院士、国际知名学者与青年科学家约500人齐聚深圳，共议原始创新之路。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要在持续试验中找到更多的成功可能。”窦贤康多次提及这座城市，并将其作为中国科技热情与改革试验田的前沿样本。
一位掌管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资助机构的院士，为何对一座城市的基础研究给出“全球罕见”的评价？
答案藏在一部地方立法、一系列科创榜单和一串科研评价的数据里。
把这场论坛放进更大的坐标系，分量会更清楚。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
“全球罕见”的30%：
用立法为“慢钟”上弦
窦贤康所说的“30%多的钱”，是有明确的制度出处。2020年11月1日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是我国首部覆盖科技创新全生态链的地方性法规，率先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市政府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金，不低于市级科技研发资金的30%，同时设立市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以设立基金、捐赠等公益方式支持基础研究。
一个城市把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写进法律，在世界上都属少见。推进基础研究主要是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深圳的立法正是这一部署的城市先行版。
立法的底气还来自持续的投入能力。深圳市科创部门在今年2月的记者会上披露，“十四五”期间深圳科技研发投入年均增速达到了12.9%，投入强度居全国城市第一。
更难得的是对“失败”的态度。深圳发布《科技创新领域宽容失败履职尽责认定工作指引（试行）》，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挑战未知，政府甘当创新“守夜人”，基础研究是不计短期回报的“慢钟”，包容失败正是支撑基础研究前行的基石。
深圳用立法、财政与宽容失败的制度组合，本质上是替这座城市的科学家和企业，为那只“慢钟”上弦，助力产业变革驶上快车道。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在致辞中说：“在科学探索的漫漫长路上，总有人愿意为那些暂时看不到回报的追问提供支撑。”而这座城市的包容文化和对科研所持的“长期主义”态度，同样成了他点赞深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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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则公开透露，西湖大学不设置任何形式的科研奖励。“我们希望真正让大家坐下来继续做科研，西湖大学全职引进、不允许兼职，也不进行以论文等指标为依据的常规科研考核。”
才创办数年的深圳医学科学院与之异曲同工。
这家由颜宁出任创始院长的新型研发机构，不定编制、不定级别，实行社会化用人制度，成立以来已集聚超过70位PI，并持续吸引国际资深科学家全职加盟。同样探索着把科学家从“数论文、争头衔”的考核逻辑中解放出来，让属于科学的“慢钟”走得从容。
开放、包容、容错的科学生态带来的是人才的持续加入和勃发成长。
截至2026年，深圳人才总量突破700万，高层次人才总量达2.8万人，全职院士超百人，1050名学者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从工程追问到科学追问：
企业闯进基础研究“腹地”
深圳基础研究最独特的现象，是企业的深度在场。“六个90%”早已广为人知：90%以上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资金在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
在深圳，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起点，是企业自己下场——如今，这种在场正从应用端向基础研究腹地推进。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年自然指数年度榜单，华大集团位列全球生物科学产业机构第一，超越瑞士罗氏、英国阿斯利康等全球制药巨头，连续11年稳居亚太地区生物科学产业机构之首。
在信息与人工智能领域，华为在NS系列期刊发表论文约24篇，包括2024年登上《自然》主刊的光计算芯片架构成果。
腾讯AI Lab在《自然·通讯》等刊物持续产出，构建起从AI建模到湿实验验证、再到模型迭代的完整科研闭环。
顶刊之外，还有国家科技大奖的检验。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深圳共有24个牵头和参与完成的通用项目获奖，其中企业牵头或参与的达19项，占比79%。
企业重金押注基础研究，在深圳已是蔚然成风。
华为近10年累计研发投入超过13820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向基础理论研究。
比亚迪目前拥有了超12万名研发工程师的强大科研团队，并在校园招聘中设立“基础科学研究院”板块，面向基础学科招揽博士。
腾讯则出资100亿元设立“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以“选人不选项目”的方式长周期支持科学家自由探索，本届论坛正是这一项目的延伸舞台。
企业成为基础研究的出资人和组织者，“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就有了最有韧性的支柱。
企业从产业真问题出发的追问，正是“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具体化。深圳企业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迈出了这一步。
把问题“打开”：
一场开放协同的创新循环
迈入科学腹地的深圳，正在探索如何进一步把问题“打开”，与全球科研共同体共同求解。
华大参与或主导4项Cell大科学专辑、发起多项国际大科学计划，腾讯AI Lab把单细胞蛋白质组学方法开源成全球数据库，都是深圳企业把真问题开放出来、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注脚。
开放之外，是机制上的协同前置。深圳建立“企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新机制，创新“揭榜挂帅制”等攻关组织方式。在基础研究上坚持“不论出身、资历，只论实力、能力”的唯才是举机制。
协同的成效，最终体现在转化的效率上。光明科学城首创的“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让科研人员在楼上开展原始创新、创业团队在楼下完成中试转化，已被国家发改委作为“深圳经验”在全国推广。
全市累计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小试基地128家，技术合同成交额也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
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在这座城市，每一环都有看得见的载体。
本届论坛的“科学快闪”环节，为这条循环链写下生动注脚。作为其中的一位分享人，中国农科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闫建斌分享了团队历时10年打通紫杉醇生物合成全通路。
故事的细节是生动的，也是深具说服力的。
论坛上科研大咖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未来更有生命力的创新过程，应该是“企业发现问题—科学家探索原理—工程师验证方案—产业实践检验—新的科学问题再次产生”的循环。
在这个循环里，企业是问题的提出者，也是成果的检验者；高校院所是原理的探索者，也是人才的供给者。
深圳的实践证明，当循环创新链在城市尺度上跑通，基础研究就不再是产业的成本项，而是竞争力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