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文翰
李白故去以后约四十年，他与杜甫的诗歌得到元和年间的名士韩愈、白居易、元稹等的高度推崇，成为那个辉煌时代的象征，他与杜甫成为代表盛唐诗歌的伟大人物，可是如果回到李、杜活着时的真实文化生态，李白、杜甫都不是主角。
开元年间，张说、李邕是名气最大的文人，天宝年间，王维、王昌龄诗名最盛，李白在天宝二年（743年）当翰林供奉时暴得大名，有一些张狂的名声，可惜并未能持续在京城发挥影响，在文坛的声誉无法与张说、李邕、王维等相比，而杜甫更是默默无闻之辈，仅在天宝十载（751年）靠献赋出了点小名，无人关注他的诗。
李白的浪漫诗歌、有点神秘色彩的人生，在现代社会引起更多人的好奇，所以近代中国出现了多本李白评传，如李守章《李白研究》、汪炳焜《李太白传》、彭兆良《诗人李白》、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等，后来又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传》等。以前的李白传记绝大多数都是评传，近来则多了一些传记小说，突出虚构的传奇故事，把他塑造成现代人心目中的浪漫诗人。
而我写这本书，恰恰是回到李白成为“伟大的诗人”之前，描摹他活着的时候的生活现场，他的出生、成长、遭遇和死亡，他的亲人、友人、爱人、敌人、仇人，他的欢喜、苦闷、无奈。我尝试在李白自己和前人建构的“多重李白形象”之外描绘“另外一个李白”，为持续衍生的“李白的重影”增加新切片。
在“事实认定”方面，目前比较通行的研究观点认为李白曾两入长安，“一入长安”在开元十八年（730年，郭沫若说），二入长安在天宝元年（742年）。本书与前人研究在事实认定方面最大的差别是认为李白曾四入长安：一入长安在开元四年（716年）、二入长安在开元十八年（730年）、三入长安在开元二十年（732年）、四入长安在天宝元年（744年）。
本书主要聚焦少年李白在开元四年的一入长安（716年）。学界普遍认为，彼时十六岁的李白曾到长安、洛阳一游，这次旅行对李白的影响非常大，而前人关于李白的传记大都忽略了这一点。而说到一入长安对李白最重要影响，除了让他了解到终南捷径的存在，也让他知道了王维这个人。
李白和王维的关系是个有趣的话题，我在本书中的情节设定是李白从开元四年入京得知王维这个人之后，就把他视作比较、竞争的对象，他对王维又羡慕又不服：羡慕，是因为王维是世家大族太原王氏子弟、高中进士后入仕，诗名显赫；不服，则是他认为自己的才华不输王维，却因为商人之子的身份所限无法与王维同台竞争。而且我私下认为，或许有这种可能，即开元四年他入京时很可能想过结交也在长安的王维，可是却受到王维或王维亲近的世家大族子弟的轻视，从此他对王维深恶痛绝，从不提及。因为本书是严肃的传记，为了慎重起见，我在书中并没有写这一猜想的场景。
无论如何，王维是开元、天宝年间最著名的几个诗人之一，因此，他应该始终是李白在文化生态中竞争和对话的对象。另一个名士李邕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李白年轻时受到李邕的轻视，这也是刺激他奋斗、出名、写作的一大动力。
在这本书里，李白的一生似乎是不断挣扎、不断失败的历程，对他来说，这是他的身份、性情和际遇导致的，只能无奈悲叹命运的捉弄。古代文化人的“基底”几乎都是“士人”，以做官治事为唯一正当事业，写文作诗、能书善画，仅仅是业余才艺。以这个标准看，王羲之、白居易、苏东坡、赵孟頫都曾位居显要，有所建树，而李白、杜甫、文徵明毫无疑问是仕途上的失败者，并无值得一说的政绩、功业，只能以诗文、书画传世。好在，仕途上的失败、失意，让李白有了许多闲暇创作诗文，也幸运地留存下来部分作品，得以成为今人心目中的伟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