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耕华
严耕望先生曾在《治史三书》中列举史学四大家。他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这“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是说四大家的共性；又说“风格各异”，当是说四大家在治史风格上又各有个性。四大家的治学，“各异”在哪里？严先生没有展开论说。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想：有一个个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即吕先生长期从事文史的教学工作，在文史方面写过很多种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还发表过不少引导学生和职业青年学习历史的文章。换言之，吕先生特别重视文史教育，在文史教学和文史教科书的编撰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这是他与其他三位先生的一个不同点。
吕先生自二十二岁起就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由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生没有离开过课堂的讲台。他讲授过的课目，最多的当然是历史与语文，此外还有地理、文字学、商业经济等。编著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涉及历史、语文、地理、修身等好几个门类，其中尤以历史教科书为最多。
吕先生编撰并正式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目前能找到的共有九种。这本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再版重印的《中国通史（图文导读版）》（下文简称《中国通史》），原作名是《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二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首版）。此书在当时颇受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十多年间曾一再再版重印。
与今日学校通用的历史教科书相比，吕先生的这部《中国通史》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今日通用的教科书，都可以称之为“教本”或“考本”，而吕先生写的这部《中国通史》，虽然也用作高中历史课的教科书，但它可称为历史学习的“读本”。什么是历史学习的“教本”“考本”与“读本”呢？大体说来，“教本”“考本”主要是用作历史教学和考试的依据；而“读本”虽然也可用作“教本”和“考本”，但相对而言，又多了一层历史学习的拓展阅读和参考资料的作用。当然，这样的区分，也不能做绝对的理解，只是就其主要特征和差异来说，两者有明显的不同。
吕先生的这部著述，预设的读者对象是高中学生，他们的历史知识已有一定的积累，文史的素养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在编写上就可以“教本”兼有“读本”的属性。有些该存疑、质疑的地方，就可以径直地向读者说明；有些虽经过精细的考证，但也告诉学生“不能径作为事实”。古人说“读书不受古人欺”。明白了文本的记载不同于实际的施行，明白这里的差距——甚至有很大的差距，那么，你就不能照着文本去推想史实，不会照着所“说”去推想所“做”。读了吕先生的这些论述，你就不会掉入史书中的这些“陷阱”。这是吕先生的这部《中国通史》优于现在通用的各种“教本”“考本”的地方。
历史学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已经学过的历史知识，并不能视为学习上的完成式，不能以学过为满足、以学过而止步；即使是正确的历史知识，也需要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完善。这是因为历史本身是非常繁复的，简单的一句概说式的陈述，实在包含了很多具体的事和人。用作“教本”“考本”的教科书，只能陈述史事的大概，而不能做太深入、太细化的探究；它往往会强调史事中的某些侧面，而不能顾全其他方面、顾全史事的复杂性。这样的处理，当然也有它的理由。吕先生在写给初中生用的教科书上，也强调：“初中学生读历史，实在只要知道一个轮廓，过求详细，反要连轮廓而丧失掉的。”
此外，课堂上的“教本”，是要教师讲解的，教师不做讲解，单靠阅读“教本”，即使你能读诵得滚瓜烂熟，而文字之外的其他信息是读不出的。所以，“教本”总要由教师阐释、疏通，并不适宜学生用作自学；倘若把教师所阐释、疏通的内容一一写出，那就是“读本”。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读本”更多的是为学生的自学而编撰的。如上所述，吕先生的这部书更多是一种“读本”的性质，所以书中阐释、疏通的内容，可说是比比皆是。比如，本书写到秦始皇收天下之兵器，聚之于咸阳，“铸作钟和十二个金人”，加了说明：“古以铜为兵器，这金人就是铜人。汉以前单言金的，大概都指铜。今之所谓金，则称黄金。”写汉代的商人，特地指出汉时的商人，“实有工业家在内。因为其时制造和贩卖不分，所以通称为商人。如煮盐、制铁的人便是”。
历史学习所需要的阐释或疏通，不仅是一些专业的知识，也有许多历史中“微妙”的变化，许多史事表象下的“内情”，都需要“读本”帮助读者“读出”“读懂”。而由史学名家编撰的教科书，其对史事的阐释，更是独具只眼——从“习见之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黄永年语）。比如，从史籍及其记载的不同，看出东、西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又如，从乘车到骑马的变化，看出古代文化的传播和疆域的开拓。
上世纪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进入了上海的租界，吕先生任教的大学停办。次年8月，先生便携了家眷回到常州的旧居，在城郊的青云、辅华两所中学里任教。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正好在这时就读于青云中学的高二，这一学年，他听了吕先生讲授的本国史、语文、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四门课程。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吕先生“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四门课合起来每周有十二小时，吕先生给我们整整讲了一学年。后来才知道在大学里也很难有机会听名教授讲那么多钟点。”“真可谓‘三生有幸’！回忆起来，这一学年的收获远超过我以后上大学，开了眼界，掌握了读书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也可以说为我今后的治学奠定了基础。”
黄永年先生能在高二时就听到名师、名家的授课，那是何等幸运的机遇；但“三生有幸”的事，那是“可遇而不可期”！名师、名家或不可遇，但名师、名家的著述仍在，且随时可以阅读。如此，读吕思勉先生的这部著述，无异于“有幸”聆听了吕先生讲授的历史课。这就是今日仍要精心重印，并向读者强烈推荐这部《中国通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