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彦君
731部队本名为“满洲第731部队”，自1933年初建到1945年灭亡，不同时期曾使用石井部队、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关东军防疫部、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满洲第25202部队”等名称。一般来说，731部队通常代指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本部及各支部，其已成为日本战时医学犯罪的代名词。
日本战时医学犯罪，特指日本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具体是指：731部队、100部队和1644部队等军事医学机构，陆军医院、野战医院和兵站医院等陆军附设医院，九州大学和“满洲”医科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于1933—1945年间，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人体受试者进行的人体感染实验、人体冻伤实验、人体毒气实验和细菌战，以及活体解剖、外科手术、止血实验等非法的人体实验。
731部队相关问题的研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中国、日本和欧美学者有着明显不同，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也体现出较大差异性。大体而言，中国学者多注重罪证史视角下的调查研究，在“事实判断”的定量研究以及证据链梳理方面存在不足。日本学者侧重于微观视角下的个案梳理，对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和复杂性分析不够。欧美学者倾向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对史实与证据的关照不足。基于此，对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犯罪的历史考察，仍有相当大的学术拓展及提升空间。
对于本书的意义，我觉得主要是三点：
第一，收集和解读战时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犯罪相关证据，旨在形成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证据链条，还原战时日本秘密实施医学犯罪的历史，剖析医学犯罪发生的原因、经过及其影响，完善和解决日本侵华问题研究中的 薄弱环节，推动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犯罪问题研究走向细化和纵深，为日本侵华史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细菌战犯罪相关问题研究的主阵地在日本。日本学者多从“医者角色”出发，将日本医学犯罪置于“战争与医学交叉互动”的时代环境下展开叙事，侧重医学实验、医学暴行和医学伦理的局部考察，偏于微观视角下的个案研究以及具体事件的细密梳理，一定程度上呈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特征；医学史、伦理学和科技史方面的观察着墨较多，历史学视角下的调查、梳理和考证用力不够。
日本学界在文本梳理和历史叙事上，往往忽视医学犯罪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密切关联，对医学犯罪证据的分析和总结不足，并时常带有无视中国学界研究的学术偏见，这导致其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上都有明显偏颇。特别是对医学犯罪证据链条的梳理，缺乏应有的逻辑性、严密性和完整性，对日文档案和美国档案的解读还有一定不足，且对档案之间的交叉性和关联性探讨不够，更忽略战争遗址和罪证遗物的补证价值。这在人体实验报告梳理和解读方面体现尤为明显，对人体实验报告中记录的受试者、实验过程、病理变化、实验目的和最终结果，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考察，难以全面呈现战时日本细菌战犯罪的组织化、极端化和“精英化”特征。
本书侧重对历史资料的调查、梳理及考辨，综合比对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和遗址遗物，增补日本侵华问题研究的新内容。与此同时，借鉴海外学界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系统梳理日本医学犯罪的准备、实施、危害、主体及责任，全景式揭示战时日本的医学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危害。
第二，对战时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犯罪的历史考察，注重新资料的发掘和新观点的阐发，补正前人研究中出现的舛误、疏漏、不足，驳斥近年来否认日本细菌战犯罪的错误言论，达到廓清事实、正本清源的目的。
前人关于战时日本细菌战犯罪相关问题的研究，多侧重考察731部队的医学犯罪，往往忽视甚至无视陆军军医学校、“满洲”医科大学等的犯罪事实。有的学者在使用美国档案过程中曾出现重大失误，严重混淆了细菌和病毒的概念，对医学犯罪的揭示也含糊不清。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提示我们有必要加强战时日本医学犯罪的历史考察，并对这些错误言论予以驳斥、纠正。
此外，欧美学者在日本医学犯罪问题研究上，多从生命伦理学视角出发，倾向于伦理批判和当代反思方面的学术探讨，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历史学者在证据收集和论述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细菌战犯罪发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影响的关注明显不足。本书充分利用近年新发现的各类史料，特别是通过档案文献、口述史料和实物证据，分析医学犯罪事件的发生、经过及其影响，剖析战时日本医学犯罪的组织化、极端化和“精英化”特征。
第三，对战时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犯罪的历史考察，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本书撰写过程中挖掘的新资料和新证据，特别是文献档案、图片证章和取证素材，适合融入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能够提升陈列展示的学术性和客观性，有助于推动社会层面对医学犯罪的历史认识。
聂精保教授说：“每当思考、谈论和描写日本医学暴行及其战后处理这一重大且关键的话题时，我就感到受害者的灵魂正在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一直以来，我也有同样的感受。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死于非命的人体实验受害者，祈祷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