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永年
常言道，人生如白驹过隙。45年，回过头来看，不过弹指一挥间；而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这却足以镌刻下沧海桑田的伟大变迁。深圳，这座诞生于改革开放大潮之初的城市，自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起，便如一粒深埋于时代缝隙中的种子，破土、抽芽、蓬勃生长，最终挺立于全球城市之林。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非凡历程，不只是见证了一座城市从边陲小镇跃升为世界级大都市的物理扩张，更是在凝视一场深刻制度变革所铸就的文明跃迁。
深圳之变，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发展奇迹，而是一种超越线性增长、超越地理命运、超越传统路径的结构性嬗变。45年前，这座城市没有工业基础，也缺乏天然资源的眷顾，它唯一能够倚仗的是制度破土的勇气、市场搏浪的胆识、社会奋进的活力。它不靠血缘谱系安身立命，而是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精神凝聚起一代代不肯屈服于命运的奋斗者，在制度的变革中开拓希望，在规则的边界上书写创造。城市的纹理与人民的意志交织成一幅共同进化的图景，使深圳不仅成为先行者，更成为方向标。
因此，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应成为一次国家发展逻辑与全球城市演化的深层对话。这座城市的发展经验，不只是改革开放的缩影，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声。它昭示着一个文明体如何在不照搬西方范式的前提下，构建起自身的制度肌理与现代秩序，也提示我们，在世界经济转型与科技革命的历史大潮中，中国并非旁观者和被动卷入者，而是主体实践者、塑造者乃至引领者。
一
从边陲小镇到产业革命摇篮：深圳的结构性跃升
深圳的转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结构性的跃升，这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扩展、人口的剧增，更体现在产业体系的根本性更新重塑与社会结构的深刻演进。回望1980年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深圳人口不到35万，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既没有可观的工业体系，也缺乏现代城市的功能要素。然而正是在这一片几乎从零起步的土地上，深圳以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发展路径，在短短数十年内跃升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创新城市之一，并成为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深圳的产业演进，大致经历了从“三来一补”的外向型加工贸易，到制造业本地化与集群化，再到高端制造、科技研发与创新平台的跃迁。在这个过程中，其经济结构从以出口为导向的低附加值制造为主，逐渐过渡到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高附加值制造和数字产业为核心。这种跃升并非简单的线性增长，而是建立在制度激励、技术积累与人才流动交汇的复杂机制之上。可以说，深圳并未沿袭传统西方城市发展先工业、后服务业、再到创新经济的梯级演进模式，而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与外部资源整合，在制造业内部实现了从复制到原创的突围。
特别是在21世纪进入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后，深圳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因其高度开放的产业结构、灵活的制度环境以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迅速转型为这场产业革命的前沿阵地。从通信技术到人工智能，从智能制造到绿色能源，深圳孕育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与产业集群，形成了贯穿基础研发、技术转化与终端应用的完整链条。这一跃升的背后，不可忽视的是深圳在空间结构与城市治理上的主动调整。从工业园区集聚到产城融合的演进，再到今日城市即平台的发展理念，深圳打破了工业与城市、产业与生活、技术与政策之间的壁垒，使得产业的高密度分布不仅没有带来传统城市病，反而促进了创新因子的自由流动与高效组合。可以说，深圳并未被自身高速发展的体量所束缚，反而通过结构性的治理进化不断释放新的发展动能。
更深层次地看，深圳的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结构的跃升，也是一种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更新。从原初的打工经济到如今的创新生态，深圳社会的构成经历了从外来务工者主导的流动型人口结构，向以知识型人才和技术创业者为核心的开放型社会结构转型。多元、包容、流动的城市文化，成为支撑深圳不断突破路径依赖、保持制度活力的根基。这种结构性跃升不是一次性的剧变，而是持续的演进，是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长期互动与共同演化的结果。
因此，当我们今天谈论深圳的转型，它绝不仅仅意味着某些数字指标的跃升，而是意味着一种结构性的不断更新与重塑。从地理边缘到产业核心，从低端制造到科技策源，从制度试验到全球平台。正是这种由内而外、由下而上、由制度到文化的深刻变革，使得深圳不仅站稳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先锋地位，也具备了引领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雄心与底气。
二
全球产业版图中的中国与深圳：视野与定位的跃迁
深圳的崛起，不能只是放在地方性的坐标系中加以理解，更应放置于全球产业版图与地缘经济格局重塑的广阔背景中加以审视。在全球进入以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生物科技与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关键转折点上，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空间分布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产业重心由传统工业带逐步向少数科技策源地和平台型城市集聚。在这一进程中，深圳的角色也经历了从全球制造节点向世界创新枢纽的跃迁，其战略定位实现了从参与者到组织者、从适应者到引领者的根本转变。
回顾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里，美国成功塑造了加州硅谷到得克萨斯的狭长地带和波士顿到纽约这两大技术与资本集聚区，并依托其雄厚的科技实力、资本优势和制度环境，将全球产业链高端牢牢控制在自身体系之内。相比之下，欧洲的产业布局相对碎片化，仅德国在制造业和应用科技领域尚有一定集中度。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十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力量迅速崛起，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成为全球产业链再布局的核心区域。在这其中，深圳无疑是最具制度弹性与产业聚合力的城市，其在全球城市经济版图中的跃升速度和系统性均具有标志性意义。
深圳的转型并非偶然，而是在“开放—嵌入—再定义”的路径中逐步实现的。其一方面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实现了从加工组装到整机制造再到自主品牌与标准输出的跃迁；另一方面则依托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形成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产业平台。越来越多的全球科技公司选择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而深圳本土的创新企业也开始在海外扩张其技术和标准体系，这种内外兼修的格局使深圳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新型桥梁城市。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依托中央统筹资源或国家战略调配形成的“功能性中心”，深圳的发展模式体现的是以城市为基本单元、以产业为基础纽带、以制度为嵌入机制的全球嵌入式增长路径。它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特区，更逐步演化为一个能够吸纳全球要素、输出制度创新、构建新型规则与产业生态的世界级平台城市。这种“地域嵌入型”特征，一方面体现为其紧密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其强大的本地制度适应与复制能力，为其他新兴经济体城市提供了一种后发制胜的平台建设范式。
这一跃迁过程也与中国国家战略的整体转向高度契合。从“世界工厂”向“世界智造”的升级，从商品、要素等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高水平开放的转变，使深圳不再只是改革开放的先锋，而是主动塑造国际产业规则与技术生态的参与者。其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核心引擎作用，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其对规则对接、标准制定、人才吸附和制度试验等方面的统筹引领能力。简言之，深圳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链接世界的地方城市，而是一个主动定义“我和世界”的关系的全球节点型平台。
在全球经济版图重新绘制的时代，深圳以其制度创新的优势、强大的产业整合能力和深度嵌入全球的结构性能力，正在成为一座超越传统国家边界意义的战略型城市。它所体现的不仅是一个地方经济体的成长奇迹，更是一种发展范式的变革启示。面向未来，深圳不仅需要维持现有的产业动能，更应不断强化其平台属性与制度引领能力，真正实现从“中国城市”向“世界平台”的再定义。
三
转型背后的制度逻辑：“三元共生”机制的理论意义
深圳的发展奇迹，从表面上看是一座城市的经济腾飞与产业跃升，但从更深层次观察，它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探索现代国家治理逻辑的一次深度实践。倘若只看经济数字与产业规模，我们难以解释为何在中国众多沿海城市中，唯有深圳能够持续引领制度创新，形成富有生命力的发展范式。真正支撑深圳实现由边陲小镇到全球平台跃升的制度根基，正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活力社会”三元互动、动态演化的共生机制。这一机制不仅构成了深圳转型的深层结构，也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内核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有为政府在深圳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极其关键的战略引导者角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强势型政府，深圳的政府体系更突出的是“战略判断—机制塑造—制度供给”的功能结构。从设立经济特区早期实行土地拍卖和招商引资制度，到近年来率先推动数字政府改革、营商环境立法和人工智能治理规则探索，深圳的治理实践始终体现出敢闯敢试、先行先试的制度张力。这种主动型制度供给并非凌驾于市场之上，而是高度贴合技术变迁和产业演化趋势，体现了政府在不确定环境中充当战略稳压器与风险缓冲器的作用。
然而，政府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替代市场。在深圳，真正推动产业跃升与创新能力跃迁的主动力，来源于一个极具弹性的有效市场结构。深圳的市场之所以有效，并不只是因为交易自由或竞争充分，更重要的是市场机制内部孕育出一批高度敏感的企业家群体和自下而上的产业集群演化能力。从华强北的“山寨经济”到南山科技园的原创经济，从初创企业的快速试错到龙头企业的全球并购，深圳的企业与企业家群体始终保持着一种搏风险、争时间的敏感性，这种灵敏的产业感知力正是深圳应对全球产业变局、抢占技术高地的微观基础。
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深圳繁荣的另一支柱则是其活力四射的社会基础。不同于传统社会结构中高度固化的熟人关系网络，深圳自建立伊始便是一个移民城市，这一开放、流动、去中心的社会构成，反而成为孕育制度创新与文化多样性的温床。从“来了就是深圳人”的身份认同机制，到对技术、思想乃至生活方式高度包容的文化氛围，深圳为创新与创业提供了一个低门槛、快反馈的社会支持系统。它不仅提供了多元的创新动力源泉，更为制度容错、政策试点和社会共治提供了强大的弹性空间。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活力社会这三者之间并非各自为政，而是构成了一种动态耦合、相互嵌套的共生机制。在深圳的实践中，政府不是市场的对立面，而是产业方向感的赋能者；市场不是社会的侵蚀者，而是公共活力的激活者；社会也不是治理的附庸，而是在基层公共事务中承担起共识生成与秩序维持的角色。这种三元共生的机制，使深圳能够在面对技术突变、全球竞争压力以及改革探索中的复杂挑战时，展现出远超一般城市的韧性与适应力。
更重要的是，这一机制在理论层面挑战了经典发展模式的单一主轴逻辑。无论是强调自由市场自组织的芝加哥学派，还是推崇强政府规划能力的发展型国家模式，都难以充分解释深圳式成功的内在逻辑。而深圳通过长期实践构建起来的“三元共生”结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解释框架，也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探索制度升级路径提供了重要范式。这种机制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依赖某一种超常力量的短期激励，而是构建出了一种制度内部可持续演化的“生态系统”。
因此，深圳的跃迁，并非依赖某一类要素的绝对优势，而是源于一个相互嵌合、协调共进的制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府提供制度基础与战略引导，市场释放资源配置与效率红利，社会形成文化支撑与创新张力。三者合力，共同塑造出一个既具活力又具韧性的城市治理结构。这不仅是深圳的经验，更是中国未来应对不确定时代挑战的一种制度远见。
四
从成功走向责任：深圳的未来使命与改革自觉
如果说过去45年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更多是在回应时代给予的机遇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那么未来的深圳则必须主动承担起更具结构性、系统性和全球性的历史责任。从一个成功者转向一个引领者，不仅需要能力与资源的聚合，更需要改革自觉与使命担当的内在跃迁。在这一意义上，深圳的发展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从争先走向引路，从复制走向范式，从个体奇迹走向国家战略的核心支点。
这一转变的前提，是深圳自身所取得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角色变化。在中国大地上，深圳不再只是一块“实验田”，而正在成为制度输出者与战略策源地。在全球范围内，深圳也不再只是一个世界工厂的升级版本，而是以其平台型结构与制度创新能力，进入了世界城市体系中那些具有规则重塑能力的城市行列。这种角色变化本身，意味着深圳不能再以局部视角看待自身的问题，而必须从国家发展全局、国际竞争格局、技术演进趋势和全球治理需求出发，重新审视自身未来的使命。
首先，深圳必须在引领中国推进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实践中承担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任务。作为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最密集、研发投入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深圳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智能制造、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先发优势已经形成。然而，如何将这些技术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规则优势，进而上升为国家级的制度范式与治理体系，是深圳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这不仅包括政策制定层面的规则探索，也包括如何在技术与伦理、效率与公平、创新与安全之间构建动态平衡的体制机制。
其次，深圳还肩负着构建“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的重大战略责任。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不是简单地成为“世界城市”或“总部经济中心”，而是要以城市为媒介，构建一个能够连接全球资本、技术、人才与制度资源的平台型治理结构。这意味着深圳要在要素自由流动、规则系统对接、营商环境优化、“软基建”提升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升级，将自身打造为中国链接世界的核心通道，而非仅是政策洼地或经济高地。
在国家战略维度上，深圳还必须深化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功能。这不仅仅是经济指标意义上的带动作用，更是在区域协同、规则协调、制度兼容和创新策源等方面，真正成为大湾区制度整合的发动机。特别是在深港融合发展中，深圳需要更具主动性地推动两地在科技金融、法治对接、人才流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领域的机制融合，主动对接和充分利用香港国际化的规则规制，做“香港+”，成为“一国两制”框架下制度创新的典范城市。
同时，深圳的改革自觉也应体现在其对全球发展议题的回应能力上。在气候变化、数字治理、人工智能伦理与技术安全治理、产业链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深圳不能只是执行者和适应者，而应以自身实践经验参与到全球规则的讨论与塑造中。这不仅是国家赋予的使命，更是城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需求。唯有在这些全球议题中主动发声、提出中国方案、贡献深圳智慧，深圳才能在巩固其全球产业链重要一环地位的同时，展现更高层次的担当，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参与者。
更为深远的责任，还来自于深圳必须为中国未来城市治理体系的演进提供路径样本。从城镇化到都市圈，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从政府主导到平台型治理，深圳需要继续保持其对不确定性环境的改革敏感性与回应能力，为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转型和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制度试验、社会协商、技术治理、文化创新将共同构成深圳下一阶段城市责任的核心内涵。
归根结底，深圳的未来已不能仅用增长速度、GDP总量或产业排名来衡量，而应以其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持续输出体制机制创新、引领国家战略、参与全球治理、推动社会进步，作为其是否真正完成从成功走向责任的判断标准。这既是历史赋予深圳的重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层面迈向更高阶段的必然要求。
五
结语：以“深圳经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意义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不仅是回望一座城市的崛起，更是在注视一场深刻的制度演进与文明跃升。深圳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城市传奇，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浓缩样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地方空间中的生动展开。45年来，深圳以惊人的速度和罕见的连续性实现了从边陲小镇到世界级城市的伟大跃迁，其所积淀下的制度逻辑、产业路径与社会文化，已然构成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发展范式。
这种范式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超越了要素红利与政策倾斜的传统逻辑，建立在一种多维嵌套、协同进化的制度基础之上。深圳的成功，并非依赖某种单一优势，而是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活力社会”之间构建出一种高弹性、强耦合的共生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支撑了城市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一种可以应对不确定性、容纳多样性、激发创造力的制度环境。在世界许多经济体面临治理赤字与发展困境的背景下，深圳经验无疑为全球城市发展与制度创新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中国方案。
与此同时，深圳的发展也深刻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绝非西方式路径的简单模仿或功能性替代，而是一条根植于中国国情与制度逻辑之上的独特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城市不是被动承接国家政策的末梢，而是主动演绎战略意图、创新治理逻辑、连接全球资源的制度节点。深圳正是通过这种从地方出发、向全球辐射的方式，将国家战略与全球规则相接合，把地方治理与国际议题相链接，从而实现了城市发展逻辑的根本性转化。
更重要的是，深圳的未来价值，已不仅仅体现在其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或技术指标的不断跃升，而体现在其是否能够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国际竞争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探索出新的制度范式。深圳要成为的不只是南方科技中心或湾区经济核心，更应成为制度创新试验区、科创特区和中国方案的发源地。这正是深圳经验在新时代的重要战略意义，它不仅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现代化叙事与思想资源。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圳应继续保持其改革自觉与战略敏锐，把先行示范作为长期使命，把世界平台作为未来定位，把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创新无止境的精神气质融入城市血脉之中。唯有如此，深圳方能不负其历史担当，在风云激荡的全球变局中行稳致远，并以更大的格局和作为，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境界，为世界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