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匡贤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探索现代化进程的道路，涌现出一批改革开放的标兵。深圳是开放群星之一。2025年，深圳经济特区迎来建立45周年。45年来，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深圳发展的奇迹，更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奇迹。
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面对全球大变局的挑战，高水平开放仍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法宝。适应内外形势变化，推动深圳加快打造高水平开放新高地，其战略性、全局性进一步凸显。
不开放，无深圳。面对百年变局，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使命，深圳仍需以高水平开放为抓手，按照中央要求，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经验，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贡献、提供新的范例。
深圳在新型开放大国建设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重要经验之一是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贸易规模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24年的59359.8亿美元；服务贸易规模从1982年的46.9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23年的9331.2亿美元；在投资领域，我国持续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造业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大幅缩减。
从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是我国不断扩大开放的路径。在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后，开放的起步就是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随后，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步从经济特区延伸到沿海、沿边及内陆地区，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回顾历史，1979年初，国务院决定设立蛇口工业区。同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赋予在特区内外商准入、土地使用、贸易、外汇、税收等特殊优惠政策，并实行“以吸收外资为主、市场调节为主、扩大出口为主”的特殊管理体制。这些举措不断深化，释放出巨大的开放红利，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动力，反过来又形成开放的新起点。以此，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相互促进，14亿人口的大国成为新型开放大国。
深圳在新型开放大国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比如，第一，深圳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窗口。数据显示，2024年深圳新设外商投资企业9738家，增长21.7%，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一；2024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4%，总量也居全国城市首位，其中外贸出口连续3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第二，深圳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试点地。45年来，深圳探索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市场空间明显扩大，要素活力不断增强，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第三，深圳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示范地。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当年，深圳GDP只有2.7亿元，如今接近4万亿元，45年间增长了1.3万多倍。更重要的是，深圳从最初“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成为新质生产力引领的发展模式。仅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例，2024年深圳突破2.5万家，每平方公里拥有1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3年，深圳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20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超过93%。
深圳在深化制度型开放新征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大国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突破。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未来5-10年，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仍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蕴藏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并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有效释放经济增长潜力，需要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突破。例如，适应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需要推进服务贸易的大发展；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需要进一步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合作，包括科技领域的开放合作。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占比28%，高新技术产品占比29%；2023年我国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值的79.4%。进一步推进教育、科技、研发等领域的开放创新，将明显增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加快制度型开放成为深圳开放新征程的重大使命。今天，面对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变革直接融合、边境内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直接融合。面对某些大国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我国的主动之举在于加快推进开放新征程。在这个开放过程中，包括深圳在内的经济特区仍然需要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仍然需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深圳有条件、有基础，也有责任在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率先实现重要突破。
深圳重在以更大力度实现制度型开放的新突破。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空间。比如，一是依托我国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空间，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提升深圳影响力。这就需要深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二是探索与对接新兴领域的规则。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3年，深圳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1.0万亿元。下一步，依托深圳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优势，深圳进一步加大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方面的先行探索，积极促进数字领域的产品与服务出口，探索数字经济的规则标准，将进一步释放深圳发展的活力。三是加快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压力测试。深圳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不仅要对标国际通行经贸规则，而且要在优势领域率先探索，并且在某些方面成为规则制定者。比如，积极探索CPTPP、DEPA等在深圳的适应性应用，加快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压力测试；用好深圳作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的机遇，进一步扩大电信服务、医疗康养、商贸文旅、交通运输等领域开放。四是在单边开放方面积极探索与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将出台更多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政策，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让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面对全球变局，我国主动推进单边开放，是大国开放的战略之举。深圳需要在单边开放方面，进行大国单边开放的压力测试，积极探索，加快突破。
提速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实现深圳高水平开放的重大突破
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的大趋势，也是我国高水平开放的关键所在。随着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加深，服务贸易已成为各国竞争的战略高地，也是制度型开放的关键载体。数据显示，2018-2024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由12.1万亿美元扩大至16.8万亿美元，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长5.6%，快于全球贸易整体增速1.4个百分点，快于全球货物贸易1.8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3.5%上升至25.5%。我国的服务贸易也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占外贸总额比重为14.6%，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为38.5%。从发展趋势看，我国服务贸易还有相当大潜力，尤其是从服务贸易角度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还有很大空间。
提速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深圳锻造高水平开放的“长板”。随着服务业市场开放不断扩大，深圳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取得重要进展。数据显示，2024年，深圳服务贸易总额超过1400亿美元。同时，深圳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可以通过更大力度的服务贸易开放创新，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并在多方面形成引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典范。例如，第一，结合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大幅降低金融、教育、医疗、电信等领域的准入门槛；第二，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趋势，深圳可以在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率先探索和压力测试，进一步改革和规范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国内规制；第三，积极推行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贸易政策。例如，制定服务贸易“认可经济营运商”认证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服务贸易企业所需的货物给予包括减少或优先接受海关查验等优惠。
深圳以服务贸易开放创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的提速。数据显示，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占比达到6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如果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就会有效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湾区。从湾区内部看，深圳创新优势与港澳现代服务业优势具有相当大的互补性，提速深圳服务贸易开放创新进程，将明显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动力，同时也有助于深圳更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合作，稳步提升深圳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水平。为此，深圳在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时，需要更加注重促进深圳制造业与港澳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合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比如，加快推进深港、深澳创新体系的全面对接。在深圳率先实现创新人才、企业在大湾区的资格互认；加快推进大湾区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和前沿学科建设；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打造深港澳科技成果转化一体化市场；加快推进深圳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推进粤港澳产权保护规则等对接。发挥深圳先行先试作用，争取到2030年，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取得多方面的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