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陆灏新著《书与书人》，不觉生出几分惭愧。书中那些掌故，大半我是头一回听说；那些人物，好些只知其名，不知其事。陆灏却像是坐在对面，一盏清茶，慢慢道来。这些事，经他一说，便有了体温，有了颜色。
陆灏的书，我先前也读过几本。《东写西读》《看图识字》《听水读抄》一路下来，他始终是那种不疾不徐的调子，像老派人坐在藤椅里摇着扇子说话。这本《书与书人》由草鹭文化推出，装帧素雅。集中收文十一篇，多半是近年发表的旧文，经修订后结集。篇目看似散漫，实则自有脉络。若说有一根主线贯穿始终，那便是“人”——准确地说，是与书有关的人，与人有关的书。陆灏写的不是书评，而是“书人”；他关心的不是书的得失，而是人情的冷暖。这种写法自有一种旧派文人的风致，在今日已不多见。
读这本集子，最直观的感受是：他认识太多有意思的人，又太会写他们。认识人需要机缘，写人需要眼光，而把人的神采留在纸上，则需要一种近乎天赋的从容。陆灏三者兼具，所以他的文章耐看。
集中最见性情的，是那篇写钱锺书与聂绀弩的《“该打手心”与“真是鬼话”》。聂绀弩赠钱锺书一首七律，中有“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一联。后来钱锺书在给编辑的信中说，“头巾”并不能对“道路”，若是他写的，“则我该打手心也”。而聂绀弩在另一封信里，却说钱锺书说他诗得力于黄道周“真是鬼话”。两句话，隔了十几年，像隔空的对仗。陆灏轻轻一点：“‘真是鬼话’几乎像暗暗回应了‘该打手心’，虽然提前说了十几年。”这话说得俏皮却不轻浮。他懂得两位大学者之间那种微妙的张力——彼此欣赏，又不肯全然服膺；互相推崇，又留有自家的地盘。
更让人动容的，是陆灏追寻这首诗的过程。他受罗孚之托，翻遍了上海《文汇报》副刊，一无所获。多年后谜底揭晓：诗压根没发在上海，而是刊登在香港《文汇报》上。一个信息差，让一首好诗在外头漂泊了将近30年。陆灏写这件事，没有抱怨，没有遗憾，只是平静地叙述。但读者能感受到，他对“佚诗”“佚信”那种近乎本能的珍重。这种敏感是掌故家的第一课：你得有耐心等，等真相自己浮出来。
陆灏的随笔好看，还因为他跨过了一道门槛：他不仅读书，更识人。所谓“识人”，不是认得几个名字，而是与人有真交情、真往来。
他写沈昌文，写的是沈公的“肺腑之言”——那封6页的长信，满纸都是为后辈谋划的苦心。沈公说：“编一本《书香》小刊物，专供爱书人阅读，讲与书有关的性情、趣味……把人从年轻时就培养成书癖，像炒股票一样来炒‘爱书’。”那样一个出版人还在为“如何让年轻人爱上书”绞尽脑汁的时代，似乎已经远了。而沈公连“恶形恶状，狗皮倒灶”这样的俗语都搬出来教导陆灏，这份倾囊相授的诚意，隔着纸页仍能感受到温度。
他写黄裳，写的是签名本上的题跋。黄先生在旧版《新北京》上题的那段话：“此书所辑皆曾刊于‘文汇报’，通讯文字也。然所言皆出胸臆，非代人立言者。重读不禁兴慨。”短短几句，既记书缘，又感慨身世。
这些文章里，陆灏常常退到一旁，让当事人自己说话。他录沈昌文的信，录乔佖的信，录徐文堪的信，一录就是大段。这不是偷懒，而是一种体贴——他知道这些文字比自己转述更有温度。而他在信与信之间穿针引线，寥寥数语，便点明关节。这种写法让人想起《世说新语》的注，刘孝标在正文之外添一笔，便有了别样的趣味。陆灏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为那些已经远去的人，留下一份可靠的证词。
沈昌文在筹划《万象》时，将陆灏原先设想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改为“亦中亦西，亦古亦今，亦雅亦俗”。这12个字，移来评陆灏的文章，倒也贴切。
我们这个时代，像陆灏这样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肯花几十年交一个朋友，肯为一本旧版书反复竞拍，肯把师友的信札珍藏30多年，肯在文章里把别人的好处细细写出来——这些事看似简单，实则要有闲心，更要有静气。而静气，恰是今日最稀缺的东西。大家都在赶路，没人愿意停下来为一封信、一个签名、一句题跋耽误工夫。陆灏却愿意，他不仅愿意，还把这种“耽误”变成了一门手艺。
《书与书人》不厚，200余页，一个下午可以翻完。但翻完之后，你会觉得，书里那些人好像还没走远。他们还在写信，还在题跋，还在饭桌上说笑，还在为一句诗的平仄争辩。陆灏把他们留住了，用他那支不紧不慢的笔。他把那些渐行渐远的身影，一个接一个地请回来，让他们重新坐在桌前，喝茶，聊天，写题词。而他本人则安静地坐在一旁，偶尔插一句话，更多时候只是听着，记着。这就很好。在一个人人都在制造声音的时代，有人愿意静静地听，然后把它写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抵抗遗忘，也抵抗喧嚣。
文/辛言 据中国青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