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喔——喔——”
一声鸡啼，划破粤西太平镇的沉沉晨夜。天边那片橘红霞光便像被谁轻轻打翻的颜料，缓缓洇开来，驱散乡野薄雾，唤醒街巷檐角的露水，也唤醒了小镇街巷与田间地头的烟火气息。
“快起来。”母亲轻轻提醒我，“要回村里拔秧了，农时不等人。”
我揉开惺忪睡眼，窗外乡道正浸在浅浅的晨光里，像一条刚睡醒的灰白布带，弯弯绕绕伸向远处。年少时，太平镇的无数清晨，我都是在鸡鸣与母亲的催促中翻身下床的。
那时，哥姐与父亲都在外头打工，家里田地的担子，便落在母亲和我肩上。虽已搬到镇上住，母亲却怎么也舍不得村里的几亩田——水稻春插夏收，木薯深耕细作，样样都要赶时节。于是，每逢周末和寒暑假，太平镇通往村庄的乡道上，便常见我们母子二人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车铃叮叮当当，车轮碾过碎石土路，两旁的番薯田翻着绿浪，蔗林在风里沙沙作响。深浅交错的车辙印在厚实的红土上，像大地伸出的掌纹，一道一道，刻进我年少的记忆里。
赤脚下田，是粤西农人最本真的姿态。田水微凉，漫过脚踝，红泥软软地裹住脚板，像大地轻轻握住了你。弯腰拔秧，指尖在水里泡得发白发皱，久了腰杆便像灌了铅，每直起身都要缓上一缓。唐代李绅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儿时念在嘴里只觉得顺口，待到躬耕其间，方知那几行字的斤两。
然而，比腰酸更叫人胆颤的，是水蛭——乡下一般叫“蚂蟥”，黑黝黝软塌塌的一小条，悄无声息地贴在腿上，埋头吮血。我每回瞥见，都觉得头皮一炸，哇哇叫着往田埂上跳。母亲却只是抬手轻轻一拍，把它抖落，便又俯下身去。水光映着她的背，弯弯的，像一柄经年的弓，红土里磨出来的韧劲，都藏在那道弧线里。
晌午的饭食，是母亲清晨备好带来的，白粥与一两样配菜，摆在田头的榕树下。瓦片权当桌案，清风作伴，简单的饭菜混着泥土和草叶的气息，有独特的味道。待到夕阳把田垄染成金黄，暮色像一匹慢慢收拢的绸缎，我们才收拾农具，踩着满地碎金，缓缓归去。
若说插秧的辛苦是春夏的寻常，那深秋收木薯，便算得上是农忙里的一场“硬仗”。
太平镇的红泥土厚实，养出的木薯粗壮饱满。母亲平日摆摊卖杂货，常常是等正午集市散了，才匆匆带着我赶回田里劳作。挖土，抖泥，袋装，捆扎……埋头忙碌间，暮色就已悄无声息地爬满了山野。沉甸甸的木薯袋绑在自行车后座，车身都压矮了几分，我们借着一束手电的微光，踏上归途。
路上，草坑沟那段陡坡最是磨人——沙石松散，车轮碾上去有时陷在沙里，稍一松劲便会绊倒。我弓着背，咬着牙使劲蹬，汗珠子滚进泥里，也顾不上擦。母亲跟在后面，声音被夜风扯得细细的：“慢慢来，妈在后头呢。”
一不小心，车身一歪，便会连人带车磕在坡上，膝头就又添几块青紫。顾不得查看伤势，赶紧拍拍土又站起来，把木薯袋扶正，骑上车继续前行。太白诗云“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可那年少的红土路上，哪顾得上去问“今安在”——身后有母亲的目光，脚下便是唯一的路。那一道望而生畏的长坡，在年少无数次的往返跋涉里，渐渐不再漫长。
后来，我到外地读师范，离家的日子越来越长，母亲也终于放下握了大半辈子的锄头。
再后来，我回到太平镇教书，三尺讲台成了我新的“田畴”。粉笔握在手里，竟有几分锄柄的熟悉——都是躬身低头，一茬一茬地耕耘，一步一步地向前。
课堂上和学生们说起红军翻山涉水、步步前行的旧事，我总不由得想起年少爬坡劳作的光景。先辈长征踏过万水千山，那份不惧艰难、奋勇向前的风骨，如同红土间随处生长的野草，春风一吹，便能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岁月流转，故土焕新。昔日颠簸泥泞的碎石小路，如今已化作平整通畅的水泥大道；点点路灯点亮乡野长夜，也终结了乡间摸黑行路的岁月。
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少年，有人学成后又回归故土，将太平富贵竹与乡土特产送向四方；有人深耕文旅与手工艺，让蒲草编织在时代的土壤里开出新枝；有人盘活土地，以特色果蔬种植唤醒沉睡的田野……
红土静默，收纳岁岁耕耘；山河绵长，载着不息步履。红土地上的寻常日子里，自有温柔绵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