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涛
读高琳的散文集《山海回声》，如聆听了一场绵长而丰沛的情感对话。这“山”与“海”的呼唤，不是简单的地理迁徙记录，而是一位创意写作者对双重故乡进行的精神勘探与诗意重构。
高琳的散文，有一种珍贵的“在地性”与“诗性思维”。她从内地来到南海之滨，并以“成为湛江人”的自觉和自豪，深情融入了这片土地。在《到灯塔去》中，硇洲岛的灯塔不仅是导航的物理坐标，更被提炼为光芒四射的精神意象。她写灯塔之光如何照亮赶海孩子的归途，写这光如何内化为离岛奋斗的窦氏兄弟心中的“伟大光源”，照耀着他们对家乡的眷恋与怀想。
第二辑记录了旅途中的历史感悟。她怀着敬仰的心情，讲述在福建的朱熹、住永州的周敦颐，在贵州的王阳明。在这些历史文化名人曾经驻足、曾经求索的地方，她并非简单地复述史事或堆砌古籍，而是带着现代人的生命体验与思考。她写朱熹在福建的书院，不只是描绘其清幽的环境与讲学的盛况，而是着力捕捉朱熹在“格物致知”中那份对真理的执着与沉潜，思考这种精神在当下快节奏生活中的价值与回响；她写王阳明在贵州龙场的“悟道”，则试图走进王阳明身处困厄却依然澄明的内心世界，感受“心即理”的顿悟给人面对困境、安顿心灵的启示。
她的游记散文充满了历史哲理和文化含量。在《寸金桥头菊蕊盈》里，寸金桥冬日菊蕊的芬芳与“旧地新貌的穿越感”交织，个人瞬间的感怀便与一座城市的百年史诗产生了共振。
高琳散文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她能从最平凡的日常生活里，挖掘出灼热的文化深度与人性温度。她善于捕捉并凝练那些承载着情感重量的“物象”。在《记忆中，那座水塔》里，故乡兰溪镇那座攀满紫茉莉的圆形水塔，成了她童年乡愁的视觉焦点与嗅觉记忆。父亲运输船归航时，“远远看到高耸的水塔在云水之间荡漾”，幼年的欢呼“看，兰溪到啦”，水塔是家园的灯塔，是安全感的象征。
同样动人的是《海昌路41号》中对校工“老刘”的叙事。这位学校的“开荒牛”“老黄牛”“守护神”，其形象是通过朴素的细节树立起来的：在荒滩上建校的艰辛，数十年如一日的守护。这种对“小人物”的书写，与《一个“傻子”和隐喻的爱》中对乡村守村人亮亮的复杂观照相映成趣。她不仅写他的“傻”与受欺，更写他“无尘的微笑”和快乐。
高琳散文创作中的“诗性思维”，还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她对亲情世界的描绘上。在《母亲和她的春节》里，母亲“从秋天就开始的春节”，是一场以爱为驱动的、盛大而精细的生活仪式；置办年货的讲究、制作美食的匠心、对祭祀与团聚的执着，点点滴滴，将一个中国传统女性对家庭的奉献、对生活的热爱、对仪式感的坚守，刻画得入木三分。
在文体与语言上，高琳的散文也呈现出自觉的追求。她的语言是“水性”的，正如序中所言，细腻、通透、灵动。写景时，她如画家般铺陈色彩：“浮翠流丹，柔光明艳”（《石榴花间》）；抒情时，又能含蓄隽永，借物言志，如《芦荻花之恋》中将芦荻花比作“散落世间的游子”，赞美其“坚韧顽强，朴实高洁”，并由物及人，引出对生命本真与乡愁的思考。她的文章结构，多围绕一个核心意象或事件展开，层层渲染，步步深入，最后抵达情感的升华或哲理的顿悟，形成舒缓有致、形散神聚的叙事节奏。
回到创意写作的视角，高琳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启示。她展示了如何将“异乡”转化为文学上的“原乡”。这需要写作者放下猎奇心态，进行深度的人文观察与情感认同。她示范了“意象化情感表达”的多种可能：无论是灯塔、水塔这样的实体建筑，还是芦荻花、栀子花这样的自然风物，抑或是春节筹备这样的生活事件，都能成为承载复杂情感的绝佳容器。
在《山海回声》中，高琳以她“如水般的文字”，在“山”（故乡浠水）的厚重与“海”（第二故乡湛江）的辽阔之间，架起了一座诗意的桥梁。她深情地倾听并记录着这双重时空的交响，将个人的乡愁、亲情的温暖、对地方红色文化和历史的敬意以及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融汇成一部充满感性光辉与理性温情的散文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