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回想起那“四头家”的日子。那是不一般的日子。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湛江日报社当了4年北片记者站站长。当时的记者站设在化州，报社在湛江，我每月要回报社去汇报新闻线索、组织稿件。当年，老婆还带着小女儿仍在红湖农场教书。儿子已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农场顾不来，只得放在安铺镇外婆家念小学。
如此状况，同事们打趣我有“四头家”。
记者，其实是个苦差事哦。那年月，通讯落后，交通不便。4头家，4个窝，哪头都得顾，哪头都难顾全。
记得那年秋天，我领着一位年轻记者进山。去的是化州北部山区，一个藏在山旮旯里的村子，村名龙角坡。听说那里家家种果树，户户盖新房，我们决定去采访。
进村没有公路。我们从县城坐班车到山脚，剩下的路全靠两条腿。背着挎包、水壶、笔记本，沿着山间小道往上爬。秋老虎厉害，走几步就一身汗。年轻记者气喘吁吁，问道：“站长，还有多远？”
我说：“快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多远。那时候下乡采访，往往是这样——打听到一个线索，估摸着方向，就上路了。路在嘴上，边走边问。
走到晌午，饥肠辘辘，我们在途中一个寨子农家解决了肚子问题，按纪律硬是塞给老乡饭钱——每人5角钱、半斤粮票。继续前行，终于望见了要找的村子。漫山遍野的果树林，柚子、柑橘、杨桃，挂得满树都是，黄澄澄的，把山都照亮了。
我们在村里住了3天。白天跟乡亲们上山，看他们侍弄果树；晚上挨家逐户采访，听他们讲怎么承包荒山、怎么嫁接良种、怎么把果子卖到县城去。果农们个个兴高采烈，都说：“多亏种了摇钱树啊！”
我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也记在了心里。回来写了篇通讯《摇钱树下家家乐》，刊发在头版头条，还配了评论员文章。后来这篇新闻稿得了个特别新闻奖，奖金30元——我随即给站里添置了两个暖水瓶。
再说那次到石鼓煤矿采访。
高州石鼓煤矿出了个全国劳模，叫全民——这名字好记。我参与了前期采访，第一次深入到百米以下的矿井现场。
采访结束我即获准顺路回农场探亲。
说起来，那算是我难得的一次探亲。那天晚上，丫头有点蔫，额头烫烫的发烧了。这时，场部的通讯员骑着单车来了，让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从报社打来的。总编声音有点急：“老何，你得暂停休假，赶快回来，煤矿那个劳模的稿子，省里催得很紧。”
回到屋里，老婆正在给丫头擦身子，听我讲电话的事，没吭声，手上的活也没停。
“要不……”我刚开口。
“你走你的。”她打断我，头也没抬，“我想办法。”
“兰山10里路。”
“10里就10里。”她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阿汉说了，明天载我们去。”
阿汉是隔壁的年轻人，平时在农场干活，热心肠。
那一夜我没睡好。丫头迷迷糊糊醒了几次，哼哼唧唧地哭。老婆一次次起来，给她喂水、擦身子。我躺在旁边，听着她们的动静，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了。老婆也起了，在灶台边给我煮面。我端着碗吃，她在一旁收拾我的挎包——笔记本、稿纸、圆珠笔、几个馒头，又塞了两个煮鸡蛋。
我走到床前看了看丫头。她睡着了，小嘴微微张着。老婆站在门槛边，手里拿着一件雨衣：“带上，下午有雨。”
走出门，阿汉已在门口等着，蹬着他那辆旧单车。我跳上车后座，回头看了一眼。老婆抱着丫头站在门口，朝我摆摆手。
车轱辘在土路上颠。我望着越来越远的那个身影，想到女儿快两岁了，我陪她的日子，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月。
到码头，阿汉把我放下。我拍拍他的肩膀，想说句谢谢，话到嘴边却变成：“阿汉，麻烦你了。”
“别客气。快上船吧，要开了。”
“青燕轮”突突突地响着。我踏上跳板，走到船尾坐下。汽笛响了，船身一震，慢慢离开码头。
岸上，阿汉还在挥手。
再远一点，是红湖农场的方向。
我看不见她们。
风很大。我从挎包里摸出笔记本，翻开，想理一理报道思路。
船往前走。两岸的林木一片一片往后退。天边开始发灰，要下雨的样子。
我掏出雨衣，披在身上。
船到河唇。下船，上火车。火车咣当咣当往湛江市区开。我靠着车窗，迷迷糊糊睡了一觉。
醒来时，脸上湿湿的。不知道是梦里的泪，还是窗外的雨。
火车到站，我直奔报社。
会议室里，大家讨论，补充，争执，最后统一；一直忙到后半夜，稿子的框架总算定了下来。
稿子按时见报了。全国劳模全民的事迹占了整版，标题是《煤海深处一杆旗》。
……
总想起记者站的日子：背着挎包在山路上走，深一脚，浅一脚；想起坐在老乡家火塘边听故事的情景，火苗一蹿一蹿的；想起一次次从这个“家”赶到那个“家”，总是匆匆忙忙，总是顾此失彼。
4头家，4个窝，哪头都得顾，哪头都顾不全。可那4年，我顾全了一件事——对得起“记者”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