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章南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一名南路革命后代，笔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感觉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见证了霍自强同志《南路红色印记（上卷）》的文稿收集、编著与出版。
认识霍自强多年了，最初是从《湛江日报》上结缘。作为他的粉丝，笔者十分关注他在《湛江日报》发表的文章，他擅长撰写本地人文历史的纪实文章，他的文章充满亲和感，容易引起共鸣。近几年，因编著《南路红色印记（上卷）》的需要，自强经常走访我的家乡而来往密切，志同道合。《南路红色印记（上卷）》这本书的编著过程，笔者比较清楚，为了这本书能够早日面世，他四处搜集史料时，哪怕是一张泛黄的旧报纸、一页残缺的日记都不放过；一头扎进了这本书的创作里。走访革命老前辈时，不管路多远、天多热，总要上门坐一坐、听一听，忙了快一年。记得2025年5月，笔者陪自强去遂溪县界炮镇拜访马卓礼老前辈。马老当年已经百岁高龄，是老马抗日武装起义的亲历者，自强特意备了些营养品，握着马卓礼老前辈的手听老人讲述当年界炮镇革命斗争的历史。
我是土生土长的界炮镇老马村委会下属赤坎仔村人，1944年8月9日，老马抗日武装起义就在老马村爆发。这支队伍不容易啊，一边要跟穷凶极恶的日寇拼杀，一边还要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两条战线同时作战。赤坎仔村不大，满打满算不到200人，却有16个青年报名参加革命。我父亲袁扬球、叔叔袁扬琼在老马抗日武装起义后，跟着起义队伍上了战场，姑姑袁志坚后来也加入游击队，成了一名通信员。老马抗日武装起义后，敌人仗着人多枪多，调重兵来围剿追杀。我们的队伍为了保存实力，只能往广西十万大山转移。我常想，那一路该有多难啊——战士们光着脚在山路上走，脚下是碎石荆棘；肚子饿得咕咕叫，只能挖野菜充饥；刚到一个地方，还没来得及歇脚，可能枪声就响了，拿起枪就得打；好不容易到了驻地，还得赶紧找柴、找米、生火做饭。我父亲当时在炊事班，背上总背着一口煮饭的大铁锅。小时候，他总跟我讲那段日子：铁锅沉得压肩膀，光着脚走山路磨得脚底全是血泡，冬天冻得手脚开裂，夏天蚊虫叮得浑身是包，生病了、受伤了，也只能硬扛着。这些事，他讲一次，我心里就酸一次。我们袁氏家族还有两位烈士，袁马造和袁扬权，他们没能等到新中国的成立。袁马造在战斗中一直冲在最前面，最后倒在战场上牺牲了；袁扬权在单独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抓住，面对酷刑宁死不屈，最后被刽子手残忍杀害。每次想起他们，我都忍不住掉眼泪。老马村牺牲的烈士更多，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至湛江解放时，老马村及周边等村，先后有80人成为共产党员；脱产从事革命工作的有42人；牺牲的烈士有21人。由于敌人多次围剿烧村，特别是“老马起义”后因为青壮年男姓几乎外出参加革命或躲避敌人追杀，从1944年至1946年期间，老马村在这三年中没有一个婴儿出生。1957年，老马村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评定为首批抗日战争根据地革命老区村庄。
我是南路革命后代，爱人是四野子弟，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孩子，我俩从小就严格要求他，总给他讲爷爷、外公的故事，告诉他：“现在的好日子来得不容易，是无数革命先辈几十年英勇奋斗，无私无畏，抛头颅，洒热血，用他们生命换来的。”我的儿子也争气，1997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并读完了本硕。就算他书读得再好，我们也总告诫他：“不能忘了根，不管以后做什么，都得心里装着国家和老百姓，刻苦用功，用自己的本事为国家效力。”
如今，我七十多了，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走路也慢了，但那段历史在脑子里反倒越来越清楚，有责任当好“红色讲解员”，把老马抗日武装起义的枪声、把父辈们的革命历史一遍遍讲给子孙后代听，让红色基因得一代代传下去。
《南路红色印记（上卷）》这本书，就是我们手里的接力棒。希望大家都能翻开它，读一读里面的故事，让南路革命的精神之火，永远照亮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