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嫣然
苏轼《海棠诗》叙写了诗人的一次精神历险之旅，“嫣然一笑竹篱间”的海棠是人格、精神意义上苏轼之吾的象征，吾对海棠，诗人获得自我儒家身份的确认，对有所放佚的本心发生惕怵、警策。
当东坡遇到苏轼，就是“我”邂逅“吾”。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三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到黄州才仅月余，尚寓居定慧院，一日晚饭后，百无聊赖，独自散步。他漫无目的，拄杖而行，见到撩发兴致的景观，如一丛修竹，就上前玩赏，为此不问人家与僧舍，径直上前叩响门扉。这份松弛的心境，惬意的状态，大概是苏轼伏窜黄州以来最难得的时刻。“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就在这个时候，东坡遇到苏轼，寻常的饭后散步变成一次精神历险之旅。
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草木繁茂。丛芜杂乱的竹树之间，一株海棠“嫣然一笑竹篱间”，顿时群芳失色，桃李粗俗。苏轼把这次精神历险之旅写成一首伟大的诗歌：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
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
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
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里不易到，衔子飞来定鸿鹄。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黄庭坚称，“子瞻在黄州作《海棠诗》，古今绝唱也……”
纪昀点评道：“（本诗）纯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微深，后半尤烟波跌宕，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不能。”
“风姿高秀”的海棠象征的是苏轼之“吾”。苏轼之“我”，即现实的苏轼，形容衰朽，病眼昏花，神情萧散，精神颓丧。
吾者，“我”本然的样子。人不会总是自己本来的样子，相反，更多的时候人是懈怠、迷失的，这个处在懈怠迷失状态的，便是现实之我，当下之我。人在现实生活中需要调适自己，与现实达成妥协，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于是一定程度上总是偏离了“吾”。在和写作“海棠诗”的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在回复李公择的信《与公择书》中，苏轼写道：“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肝胆，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这个苏轼是苏轼之吾，是通过“学道”，即儒家学说训练而造就的。“道理贯肝胆，忠义填骨髓”，儒家学说内化成了苏轼的精神血肉。
比德论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范畴。诗人往往以美好的事物如梅花美玉、松柏后凋等写照自己的品格、个性，是为比德。这首“海棠”诗，纪昀指出“纯以海棠自寓”云云，就是比德论。我不同意纪昀。“自寓说”看似成立，事实上不耐推敲，“纯以海棠自寓”是寓写哪一个苏轼？是“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的“先生”，还是“道理贯肝胆，忠义填骨髓”的儒家学说铸就的苏轼？
海棠诗不是一首比德诗，它记录的是一次精神探索的历程。相比比德论，海棠诗包涵着更丰富的心理内容和美学意蕴。
传统比德论中，主体客体通常是相等的，往往择取客体的某个方面或特质以比附，如以梅花比高洁，美玉比坚贞，对人的认识很粗浅，其思想容量很有限。比德论还是一种认识论，是静态的，单质的，平面的，而不是一种诗性思维，其美学容量也十分有限。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比德是一种自我认知，感悟。精神历险活动则伴随着新的发现，体验，有不期而遇的意外、惊异，乃至震撼。其中蕴涵着诗性思维特有的张力结构，这种张力结构撑开一个具有丰富思想和美学意蕴的诗性空间。所以简单的比德论不足以揭示这首诗作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这时的苏轼处于一种满足的平衡状态，“忽逢绝艳照衰朽”，原来的平衡状态被打破。
当然，如果遇上一条蛇，这种闲适满足的平衡状态也会因惊惧而打破。孔子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途中有一次经过一个山坡时惊起一只野鸡，武松路过景阳冈时林中窜出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我们生活中总是遇到突发情况改变原来的姿态，如水面投进一颗石子溅起涟漪。但这都不是审美，涟漪消散一切又都恢复原状。“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海棠撩动苏轼的琴心，唤起的是审美活动。“先生”摇身一变为“诗人”，日常生活性质的休闲散步行为被审美活动置换，精神探索历程从而启动。诗人展开想象，任用铺排的手法描绘了这株生长在陋邦的空谷的海棠，它在拂晓，在风和日丽的情景下，在雨中，在月色中的风致。并进而推想，它应该是从西蜀流落至此的，是鸿鹄衔其种子带来的。
苏轼被贬谪黄州时已45岁，具有稳固的儒家人格心理结构。一个人的思维认知和精神活动历程不是无章可循，他总是沿着他所服膺的信仰学说展开。海棠诗中，苏轼的诗性想象亦无例外是依据儒家学理运思的。表现的是他对自己儒家身份的确认。儒家诗教，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显然，海棠诗写照的是苏轼自己，就是纪昀所谓“自寓”，是近取而反观诸身，这株自西蜀流落至此的海棠，独自生长在陋邦空谷中，却不改其天姿，是本于它的“自然”之性。也就是儒家的“道理”。“鸿鹄”意象喻指儒家学说理想。
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就是收其放心。儒家成人学说分别德性主体与有情主体，德性主体是合乎儒家价值尺度的人，是理想的人纯粹的人超越的人。有情主体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羁绊于世俗因缘，总是相待的，有限的。儒家将人分为圣人、君子、小人，圣人是德性主体，这是绝对的境界，孔子颜子都不以为自己达到了；君子、小人是有情主体，君子、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固本，小人穷斯滥矣。固本故能收其放心，穷斯滥矣就是失其放心。放心指放佚了本心。固本就是据守儒家价值、规范，通过日三省乎其身，收其放心。失其放心就是经由后天的情感、情势支配发出行为，就是率意而为，没有底线，没有约束。“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这里刻画的“先生”形象，从形容到精神特质更近道家者流而远于儒。“海棠”诗通过对海棠的观照，获得自我身份的确认。“叹息”、“无言”、“揩”病目，是对有所放佚本心的惕怵、警策！也便是收其放心。
海棠是人格、精神意义上苏轼之吾的象征。《前赤壁赋》中的“客有吹洞箫者”之“客”，《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多情应笑我”之“我”则道出了建功立业意义上的苏轼之“吾”，而《前赤壁赋》中的“苏子”，《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自我解嘲的“我”，则是苏轼之“我”。这一赋一词所抒发的对象分别为历史人物曹孟德和周瑜，他们都建立了轰轰烈烈的伟大功业，苏轼之“吾”对他们充满追慕向往，而苏轼之“我”则对之予以解构。作品之旨是以反语出之。即其解构的题旨正是作者要建立的。
北宋元丰年间的黄州生活着一个东坡居士，东坡居士心里住着一个苏轼，“虽老且穷，而道理贯肝胆，忠义填骨髓”，而且渴望建立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