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周道美，已年过八旬。自母亲10多年前脑中风后，父母便从安徽安庆市望江县的小山村镰刀湾迁至我工作所在的湛江市定居。父亲虽是亿万个中国农民中普通的一员，但他身上却有着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良品质。
在村民眼中，父亲宛如一块捂不化的“硬石头”：为人忠诚老实，坚守公平正义，从不溜须拍马，更不会以权谋私。上个世纪60年代初，父亲从县师范毕业后，在外村小学担任了3年公办教师。然而，随着全国精减人员的浪潮袭来，他被调回村小，成为一名民办教师。10余年的教书生涯后，他却被排挤回镰刀湾务农，成为全乡唯一被“下放”的教师。那些年，他扛着锄头在田里劳作，同时担任生产队会计，他的账本始终如用尺子量过般清晰准确。他的书法和打算盘技艺在当地堪称数一数二的，尤其是他在分粮时，连一把碎米的便宜都不占的高尚品质，更是赢得了村民的一致肯定与赞誉。村支书曾拍着他的肩膀感叹：“老周啊，你这一辈子，怕是连个歪心眼都长不出来。”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没心眼”的人，却藏着一点不为人知的“私心”。
我从小便知晓父亲对报纸的热爱。在我幼年时，家里去供销社购买赤砂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红糖。糖总是用一种淡黄色的纸包裹一层，外面再包一层报纸。每次，父亲都会将那半张报纸反复阅读10天半月，始终不舍丢弃。即便我们小孩上厕所想用，他也会让我们用茅草。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考上武汉大学。报到前一晚，父亲在油灯下搓了半夜的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城里报纸多，你看看方便往家寄两张不？”那时候村里通邮极为不便，我得先把报纸寄到村部，再托熟悉的村干部捎回家。据母亲回忆，第一次寄《人民日报》回家时，父亲蹲在门槛上看了整整一个下午，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然后还将上面的新闻讲给大家听。特别是看到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的报道时，他指着报上的字对大家说：“你看这，咱国家真了不得。”夕阳西下，映照着他眼角的皱纹，那皱纹里满是笑意，宛如一个偷吃到糖块的孩子。
父母搬到城里与我同住后，父亲的“私心”终于得以光明正大。每天天不亮，他便揣着钥匙守在报箱前，《人民日报》的油墨味混着晨雾，成为家里最准时的闹钟。尽管他因被下放，一直未能落实待遇，但他却坚持订阅了3份报纸。他说，我少吃点肉，也要看报纸。《人民日报》要读头版，他常说“国家大事马虎不得”；《湛江日报》必看本地新闻，连中缝的寻人启事都不放过；《湛江晚报》则留到下午，泡一杯浓茶，坐在阳台，老花镜滑到鼻尖，对着社会版的家长里短直叹气。有次我看见他在晚报角落画圈圈，凑近一瞧，是一篇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旁边用铅笔工工整整写着：“打电话问问镰刀湾的孩子们现在怎么学习。”
书桌的抽屉里，整齐地码放着父亲几十年来的剪报。从改革开放十周年的特刊、香港归的号外，到汶川地震的救援报道，还有不知从哪张报纸上剪下来的《公民道德歌》。
最让我触动的，是母亲中风那几年。父亲每天熬好中药后，便坐在床头看报，书页翻动的声音轻轻的，仿佛怕惊扰了晨光。喂母亲吃饭时，他会念晚报上的小故事，说到有趣处，母亲含糊地笑，他便跟着笑，报纸上的铅字仿佛成了最好的康复药品。亲戚朋友来我家，看到母亲能扶着拐杖慢慢行走，都直夸“创造了奇迹”，父亲却摸着床头柜上的报纸说：“是这些字教我怎么当护工呢。”
父亲八十大寿时，我们给他买了台智能手机。原本以为他会喜欢刷视频，没想到老人家鼓捣了半天，指着屏幕说：“还是报纸清楚。”如今，他依然每天将3份报纸摊在餐桌上，用红笔在重要段落下画线，吃完晚饭就戴上老花镜，把当天的新闻讲给母亲听。那些他年轻时没机会说的大道理，那些在田埂上憋了几十年的心里话，都顺着报纸上的铅字，慢慢流进我们的生活里。
我们也曾问过父亲，读那么多报纸有什么用？他回答说，读报纸作用可大了。一是可以知道天下大事，二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是的，父亲通过读报纸，确实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他对我们家教极为严厉，要求我们要向英雄人物学习，要学会人情礼节，要懂得感恩，要努力学习和工作。还有他十几年来对母亲的细心照顾，不离不弃，这都是他读报后将大道理潜移默化到现实生活之中的。
如今，父亲仍然一如既往地读报说报。每当他戴上老花镜，指尖划过报纸的那一刻，我总能看见那个在油灯下读报的中年人，那个在晨光里守着报箱的老人。在时光的褶皱里，他始终捧着一颗滚烫的心。这或许就是父亲教给我们最珍贵的人生哲理——在混沌的世界里，永远留一扇朝向光明的窗，让真理的光、知识的光、爱的光，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那些被他翻得卷边的报纸，那些用红笔圈住的句子，那些在晨光里读过的新闻，早已不是简单的铅字，而是一个老人对世界最朴素的热爱，对生活最执着的追求。父亲的这一点“私心”，像窗台上那盆养了多年的君子兰，在岁月里悄悄抽枝发芽，让他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守住了内心的明亮，也让我们这些儿女在他的言传身教中懂得：所谓高尚，从来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无私，而是在尘埃里种出花朵的深情。